大類。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來，如宮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類則是別有居心的政客和幫會頭頭了，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等人。在他們的想象之中，孫文是滿清政府的死敵，而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這「朋友」在對清政策中，可能是個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國留學生，像鈕永建和馬君武等人。兩年之後，康、梁所領導的「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失敗了。梁啟超跑到日本，由於同鄉的關係（大家都說廣東話），孫、梁一時頗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圖，是國內既然搞不下去了，他們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來打入華僑社團，搶奪孫文的地盤。私人的友誼，實在是無從說起的。
至於在中國真正翹尾巴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對孫文這個幫會頭目，這時還是敬鬼神而遠之，瞧不起他的。吳敬恆（稚暉）就是個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卻是個例外。
在「八國聯軍」（一九○○）之後的一兩年間，孫中山和比他長一歲的吳敬恆（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東瀛。吳那時是中國留日學生中聲名赫赫的名「舉人」。中山慕吳之名倒頗有意高攀一下，而吳稚暉此時卻是個尾巴翹得比天還高的，「一舉成名」計程車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這「綠眉毛、紅眼睛」的黑社會頭頭呢！竟然不要見他。吳舉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時如想謁見比他小兩歲的蔡元培進士（一八六八～一九四○） ，恐怕也不能如願，可是這時已文名滿全國的章炳鱗（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頗看中孫文，二人時有往還，斯為中山結交中國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後來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進度是快速的，為時不過三數年，河東就變成河西了。蓋庚子拳變之後，尤其是「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前後，清政府和中國士大夫階層，也追隨上述「華僑青年」之後，體會到傳統老套搞不下去了，非興「西學」，搞革命或維新，無以自強。西學西語一時頓成顯學，老輩不再歧視、小輩則趨之若騖。因此留日留歐的公自費留學生乃成群出國，勢如潮湧。「日俄戰爭」期間，東京一地的中國留學生，便多到兩萬人。歐美兩洲亦各有百數十人。
這時吳稚暉舉人亦以《蘇報》案牽連，做了政治犯，逋逃倫敦。比中山晚出十餘年，他也「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語見中山先生於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後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習俗之醇，「不圖三代之治，見於今日」（這是清廷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對英倫的印象）。吳舉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無錫之腔，霜晨月夕，還在大啃其初級英語 abc 拼音，稚老真要跳樓了。這樣也才開始認識孫文並不是「綠眉毛、紅眼睛」的江洋大盜；相反的，孫文卻是個眉清目秀、溫文儒雅，語通英漢、學貫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級的政治家和革命領袖。以一個無錫的土舉人和孫公相比，真是丘陵之與泰山也。所以吳稚暉就要把所有「線裝書都丟到茅坑裡去」，盡棄所學而學焉。因此他在倫敦第一次見到中山之後，傲氣全消；搞了一陣無政府主義之後，終於做個誠懇的孫文主義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歲的吳舉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學生，就不用說了。「江流石不轉」，孫中山未變也。可是潮流變了。中國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階段。孫公的歷史任務也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個「同盟會」的階段了。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七、同盟會是個革命大拼盤
可是就在同盟會成立前兩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還只是個灰溜溜的會黨頭目。他顯然自覺在日本久住無聊，乃於是年九月底離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時中山潦倒到資斧全無，由僑商黃宗仰慨贈銀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別八年重返檀島，再轉美洲大陸的道理，顯然是他在遠東兩次「起義」（一八九五與一九○○）之後，一籌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覓機緣。中山先生這個人的長處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必要時破釜沉舟，為著遠大目標，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這就是不拘小節的英雄本色。寫歷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個循規蹈矩的聖賢或迂夫子，就大錯特錯了。他此次回檀島，發現他早年的小團體早已風流雲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黨的天下。他的家這時還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對他的態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織，嫂不為炊」了——這位滿口大話，不事家人生產的「老二」，他們怎能相信他後來竟佩「六國相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