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餘「萬餘佛郎」，乃乘高階郵輪，直奔遠東去者。
【附註】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檔案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孫博士，並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中山先生於一九○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友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孫」（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麼要透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於中國人自己。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今日在海峽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面板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的斯諾、史沬特萊、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面之後，真是一見如故。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他有個生氣蓬勃的「華興會」。會中圍繞著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幹勁沖天的小「湖南騾子」。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游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內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傑。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個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內；附託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於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裡。他們個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於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他們勒韁以待，靜候驅策。——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復會」中的人馬也圍攏了過來。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在社會成分上，並沒太大分別。只是光復會出自文人薈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麟這樣的人。他們也有一批組織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等。在基層為他們披堅執銳的，也有個駭人聽聞的「青幫」。
總之這兩個團體的靠攏，已把長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籠絡過半矣。其實那時留東學生兩萬人，人數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學生會的組織。這些地方性組織雖非革命團體，然類多傾向革命。一經號召，都是革命的後備軍。所以孫，黃接觸之後，他們就想組織起一個全國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這些革命社團，卻都有其先天性的缺點。就談打倒專制、建立民國吧！他們之中幾乎沒一個人知道，一個沒有皇帝的國家，是個什麼樣子。換言之，他們都是一批未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不會講大話、談學理；只能動手、不能動口。他們也沒有海外關係。同文同種的中國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歐美華僑社會是什麼個樣子；對歐美國家去協商、去折衝樽俎，是如何個協商法、折衝法，這一點他們就得聽孫中山的了。
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會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地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地兇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地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現說現賣，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國留學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群眾大會歡迎孫逸仙先生。先生著筆挺的白嗶嘰西裝、戴通草帽，按時出現於講演臺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現代政治家姿態。向廣大而熱情的政治群眾發表了政治講演。他使盡他天賦的講演天才——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的演說天才（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毛對孫的評語）——使盡了渾身解數。中山一炮而紅。他風靡了當時在場的一千數百位聽眾；透過這些聽眾，他也風靡了在東京的兩萬名中國留學生。透過中國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