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戲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臺」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麼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初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症，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牆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和性質。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裡呢？要言之，則以一九○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乾乾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這個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歐洲的香餑餑了。
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幹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宸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縻、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動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後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加以他們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爺，輕財仗義。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乃透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五十年後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內的一個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的一條「龍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樂透」頭獎。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就跑到歐洲去了。——在歐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聲望的。因為他是當年震驚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極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 M。D。學位的老留學生。（其實孫文並無 M。D。學位，但是那時的留學生都以為他有，孫公亦未嘗自謙。）那批鬥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自覺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當局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 rooming hous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