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轉變。兼任上海國民黨執行部秘書的
毛澤東那次擴大會議後,在上海中共黨員會議上發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言論,遭受多
數同志的反對,因而不安於位,託病離開中共中央的工作崗位。這時有好些同志從莫斯科和
巴黎回國,擔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陳延年、周恩來、王一飛、任弼時、尹寬等,其中大
多數不滿國共現行政策;他們強調中共的獨立性。趙世炎還進而問我:“這些同志們多數都
支援你在第三次大會的主張,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變?”
這個嚴重爭執,經過北京區委會的多次討論,不能解決,終於提到了北京中共黨員大會
上,作最後的決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孫中山先生從上海動身,繞道日本北來的時候,在中
共黨員的會議席上,趙世炎首先發表了報告,指出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確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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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央屢次的指示。他稱這是“有遠見的獨立政策”,並引證中共中央歷次的指示和《嚮導》上
的文章,來支援他的主張。
我繼起發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對的是中共黨員全面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尤其不願犧
牲中共的獨立發展;但從不反對國共合作,也不贊成中共不適當的反國民黨的傾向。同志們
應當珍視國共合作,而且維護中共獨立存在與發展並不能與反孫北上相提並論,說我右傾了,
改變初衷更是無槽之談,繼之,我指出這種所謂“有遠見的獨立政策”本身並不正確。中共
中央只有反對國民黨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指示,但卻沒有反孫北上的主張。我說明孫段張三
角聯盟是一種反直系的結合,是一時權宜的策略,不能因為有些國民黨右派具有妥協的傾向,
就斷定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全體也都這樣。我稱讚孫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國民會議和廢
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認為這對北方民眾,會發生很好的影響。我承認國民軍系的馮玉祥等
具有投機性,但他們既有靠攏國民革命的傾向,我們就不應當拒人於千里之外。
我著重指出反孫北上政策的錯誤,並指出這種政策已經發生了不良的影響,使多數的國
民黨員與跨黨的共產主義者和左派發生了分裂的現象,進而引起中共內部的不安。如果過幾
天孫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發現中共採取反對他的行動,將發生難以設想的後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這個計劃,改取歡迎孫先生北上的態度;並督促其宣言和主張的實現,反對違背這個
宣言的國民黨右派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傾向。
這兩個相反的意見付表決的結果,我遭受到在北京從未有過的慘敗。趙的主張得三十七
票,佔壓倒多數,支援我的主張只獲五票;此外約有十票棄權。但我仍未為這個表決所折服,
並起立要求複議。我指出:這個表決的結果是一種左傾幼稚病的表現:可能引起國共分裂和
中共內部分裂的嚴重後果。我要求一面請示中央,一面重新討論。此時,棄權者也表示支援
我要求複議的主張。
趙世炎目睹支援我的主張者和棄權者多系重要黨員,也許是我的發言對他也發生了若干
說服的作用;他以溫和的態度表示,多數的主張可能因政治經驗不足,發生判斷的錯誤;現
在既已表決,只有哲時執行,但接受我請示中央然後進行復議的要求。
在這次會議之後,一般情勢漸漸有利於我的主張了。首先,歡迎孫中山北上的一派在舉
行籌備歡迎大會時,到會者竟達五千多人。這不特證明趙世炎在前次報告中所說歡迎孫北上
的人不多之說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覺中共將因此陷於孤立。同時那次因事沒有出席的
李大釗先生也極力支援我的主張。在蘇俄大使館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趙世炎,蘇俄和共
產國際都贊成孫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區委會在這種形勢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轍;但不少同志難免有點喪失顏面的感
覺,於是我再出來做轉圜的工作。在另一次黨員大會上,我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