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轉變。兼任上海國民黨執行部秘書的
毛澤東那次擴大會議後，在上海中共黨員會議上發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言論，遭受多
數同志的反對，因而不安於位，託病離開中共中央的工作崗位。這時有好些同志從莫斯科和
巴黎回國，擔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陳延年、周恩來、王一飛、任弼時、尹寬等，其中大
多數不滿國共現行政策；他們強調中共的獨立性。趙世炎還進而問我：“這些同志們多數都
支援你在第三次大會的主張，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變？”
這個嚴重爭執，經過北京區委會的多次討論，不能解決，終於提到了北京中共黨員大會
上，作最後的決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孫中山先生從上海動身，繞道日本北來的時候，在中
共黨員的會議席上，趙世炎首先發表了報告，指出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確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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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央屢次的指示。他稱這是“有遠見的獨立政策”，並引證中共中央歷次的指示和《嚮導》上
的文章，來支援他的主張。
我繼起發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對的是中共黨員全面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尤其不願犧
牲中共的獨立發展；但從不反對國共合作，也不贊成中共不適當的反國民黨的傾向。同志們
應當珍視國共合作，而且維護中共獨立存在與發展並不能與反孫北上相提並論，說我右傾了，
改變初衷更是無槽之談，繼之，我指出這種所謂“有遠見的獨立政策”本身並不正確。中共
中央只有反對國民黨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指示，但卻沒有反孫北上的主張。我說明孫段張三
角聯盟是一種反直系的結合，是一時權宜的策略，不能因為有些國民黨右派具有妥協的傾向，
就斷定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全體也都這樣。我稱讚孫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國民會議和廢
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認為這對北方民眾，會發生很好的影響。我承認國民軍系的馮玉祥等
具有投機性，但他們既有靠攏國民革命的傾向，我們就不應當拒人於千里之外。
我著重指出反孫北上政策的錯誤，並指出這種政策已經發生了不良的影響，使多數的國
民黨員與跨黨的共產主義者和左派發生了分裂的現象，進而引起中共內部的不安。如果過幾
天孫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發現中共採取反對他的行動，將發生難以設想的後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這個計劃，改取歡迎孫先生北上的態度；並督促其宣言和主張的實現，反對違背這個
宣言的國民黨右派與軍閥實力派妥協的傾向。
這兩個相反的意見付表決的結果，我遭受到在北京從未有過的慘敗。趙的主張得三十七
票，佔壓倒多數，支援我的主張只獲五票；此外約有十票棄權。但我仍未為這個表決所折服，
並起立要求複議。我指出：這個表決的結果是一種左傾幼稚病的表現：可能引起國共分裂和
中共內部分裂的嚴重後果。我要求一面請示中央，一面重新討論。此時，棄權者也表示支援
我要求複議的主張。
趙世炎目睹支援我的主張者和棄權者多系重要黨員，也許是我的發言對他也發生了若干
說服的作用；他以溫和的態度表示，多數的主張可能因政治經驗不足，發生判斷的錯誤；現
在既已表決，只有哲時執行，但接受我請示中央然後進行復議的要求。
在這次會議之後，一般情勢漸漸有利於我的主張了。首先，歡迎孫中山北上的一派在舉
行籌備歡迎大會時，到會者竟達五千多人。這不特證明趙世炎在前次報告中所說歡迎孫北上
的人不多之說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覺中共將因此陷於孤立。同時那次因事沒有出席的
李大釗先生也極力支援我的主張。在蘇俄大使館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趙世炎，蘇俄和共
產國際都贊成孫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區委會在這種形勢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轍；但不少同志難免有點喪失顏面的感
覺，於是我再出來做轉圜的工作。在另一次黨員大會上，我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