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獄—幾乎喪失了生命。這件
事我雖事前獲得訊息，但疏於戒備。這種對於自身安全大意，而闖了大禍，似也是我充好漢
愛冒險所應得的處罰。
我回到北京的當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見李大釗先生，告以擴大會議的經過。
他一面緊張的處理他的事務，一面打斷我的話，鄭重其事的告訴我，據獲悉直系內情的王法
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軍警當局已擬定了一張即將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單，其中第一名
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準備，要我趕緊回到自
己的住所和辦公地點，將檔案收拾一下，從速躲藏起來。
他向我說明北京當局將大捕革命黨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於國共兩黨活動的擴張，
反對曹錕賄選，以及打擊整個北京政府的言論和行動，早為當局所嫉視。北京的民眾運動、
鐵路工人過去的罷工和現在的活躍，都被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乾的；而我們又是國民黨公佈出
來的中央委員。再則五月十五日發生了外交總長顧維鈞住宅的炸彈案①，這雖與國共兩黨毫
無關係，但擷預的當局認為國共兩黨素來反對顧的對俄政策，因而判定這一炸彈案也是國共
兩黨所為。於是，大捕革命黨人的行動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釗先生雖催著我去準備一切，但
他根據王法勤的訊息，也很鎮靜的預料總還有兩三天的猶豫時間，北京軍警才會動手。
我離開李先生的辦公室，便到鐵路總工會的秘密辦公處。我先接見了好幾位從各處鐵路
來的工人同志，解決了他們來接洽的事務；分別打發他們於當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
方。接著，我才向同事們宣佈李大釗先生所說的緊急訊息，要各人分別準備。於是各重要職
員們都分途去藏匿；名冊和其他重要檔案也都運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兩人負責駐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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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我回到達教衚衕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間十一時了。在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們夫婦住
的是兩間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楊子烈是與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間新結婚的。她是一九
二一年在武漢加入中共的最初女黨員之一，這時她在北京擔任《新民國》月刊的校對和發行
工作。我們住兩間房，一間是我們的住室，另一間就是這個月刊的發行處。我的太太就經常
在這裡辦公。在這間辦公室裡，堆滿了各期的《新民國》月刊，以及各種與發行工作有關的
檔案。她聽了黑名單的訊息，一時覺得無從收拾。
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範鴻傑。他們兩位都是中共北京區委委員。
我旋即與他們兩位商談有關黑名單的事。他們已經知道，並已作了必要的準備，但仍暫住在
原處，因為他們用的是假名字，軍警不容易發現。他們也預料實行捕人將是兩三天以後的事；
到那時再行躲藏不遲。他們主要是為我這個軍警心目中的“要犯”擔心，希望我明天能夠摒
擋一切，離開這個住所。於是我和我太太忙著燒燬重要的名單和信件。可是，我們這兩間房
裡堆的檔案確實太多了，一時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極了，心理上還相信有明
天可以繼續清理，所以在燒了一部分檔案後，也就睡了。
誰知這次警探們的行動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還沒有亮，我的住所和鐵路總工會的
辦公處同時被大批警探包圍。公寓的掌櫃來敲我的房門，我從夢中醒來，還以為是預定今早
回去的鐵路工人有急事來找我。我開啟房門，警探們一湧而上，沒有出示任何證件，也沒有
說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們在我的房間內翻箱倒筐，檢去大批檔案。他們的言語態度極其粗野。我太太氣得
高聲斥責他們是“土匪強盜”沒有經過法律手續，便亂捉人，亂拿東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
更深恐牽連到同住的高尚德、範鴻傑兩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講，以便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