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
這裡。幸好這次高範兩位沒有受到牽連。我們被押上一輛囚車，馳往前門外的警察廳偵緝處。
這個偵緝處是北京城內著名黑暗的捉人機關，處長高某是跟隨曹錕多年的馬棄出身，能
直接向曹進言。他是一個彪形大漢，滿臉橫肉，談吐舉止粗野不堪。看來，他似乎不識幾個
大字，更不懂甚麼叫法律；而滿面煙容，顯然是一個吞雲吐霧的老手。副處長姓張，是個六
十開外的老頭兒，與高某比較起來，談吐文雅，容態慈樣，倒像一個讀書人。那高某把他當
作“紹興師爺”有點頤指氣使；不過對於他的意見，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為高某自己
實在太無用，不能不依靠張老頭兒的筆墨。因為重視我們這個案子，正副兩處長親自來審訊。
與我同時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還有駐守鐵路總工會的兩位幹事。彭永和是學生出身，
主管收發工作，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莊的鐵路工人，在總工會中管理庶務，經常是夥
夫裝束。還有《新民國》月刊的主編範體仁也被捕了。我們五人以我的情節最重。他們首先
將一副九斤重的對付死囚的鐵鐐將我雙腳釦住；關在一個偵緝班的屋裡。其他四人則分別囚
在別的監房。
審訊由當天正午開始。他們著重問的是有關顧維鈞住宅的炸彈案。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
以後才發生的。當作禮物被送到顧家去的木盒子，經他的僕人開啟後，炸彈雖炸爆炸了，但
遺留下來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紙張，以及紙張上所寫的字跡。他們就企圖從這些木片、
紙張和字跡中找出犯罪的證據。
偵緝處承辦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乾的。他們根據這個假定，偵查
的結果，發現我恰恰在此時到上海去了，因而懷疑是我乾的。他們偽造了一些木片和紙張，
硬說是在我住房裡搜查出來的。他們從我們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檔案，去核對炸彈包裹上的
筆跡。
我寄押的房間中住了一組十二個人的偵緝班。這些偵探都能閱讀報紙和寫簡單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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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似是偵緝隊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們佩帶短槍，日夜監視著我，但也與我攀談，企圖找
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綻，特別要我寫這樣，寫那樣，那個拿個白紙扇子，要我題字；那個又來
問我某某成語如何寫法。但他們這些企圖，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們在第一天就洩露，
在這次搜查中沒有發現和炸彈包裹上同樣的字跡，使他們甚感苦悶。他們又透露，他們所以
如此熱心的偵察，是因為顧維鈞出了十萬元的賞格來破案。
那天，審問開始時，處長高某首先問我：“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嗎？”我回答說：
“我從來沒有這一類的木片。”他又問：“這些紙張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來的，是嗎？”我
看了看那些紙張，又回答說：“我抽斗中從來沒有這些紙張。”接著，他拿著許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問我，是甚麼人寫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說：“寫字的人已簽有名字
在上面，你們可以自己看。”
他們這樣漫無目標的亂問下去，我有點不耐煩了。我反問他們：“你們問這些不相干的
話，到底是甚麼意思？”那個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這個‘亂黨’，反正是該死的。現
在又犯了炸彈案，還不快招嗎？還要我們費事嗎？老實告訴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
點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著辦吧！”
他們企圖從我口中逼出有關炸彈案的口供；我卻乘機向他們解釋，我說明我根本不贊成
暗殺，因而決不會做這類的事。我也告訴他們，不僅我個人如此，國民黨和共產黨人都是不
贊成暗殺的，黃復生、汪精衛刺攝政王的故事已過時了；我還譏笑他們的假設是走錯了道路。
這樣審問下去，情況似乎逐漸對我有利了。他們當初懷疑我是在炸彈案發生以後才離開
北京的，但從搜出的檔案和我所提出的證據中，證明我離開北京是在炸彈案發生以前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