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
星期。偵緝處雖然偽造了木片紙張等無關重要的證物，但始終無法偽造我和同志們的字跡，
也問不出那裡來的炸彈和誰是送炸彈的人。這使他們覺得對付這些社會上有聲名的知識分
子，究竟證據不夠充分，不能強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顯然十分熱衷於十萬元的賞格，沒有證據也想打出一些證據出來。他許多次
都大叫要用刑；最嚴重的一次，是將我勒跪在一堆鐵鏈子上面，大約有半小時之久；跪得我
滿頭大汗。左右還站著幾個法警，拿著很粗的木槓，準備將我的雙腳壓住，讓我嚐嚐“睬槓
子”的苦刑。我只有咬著牙關，忍著劇痛，一言不發。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嚇，怒
目高叫：“你這小子，還充好漢。馬上一踩槓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滿臉殺氣，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審訊的時間愈長，他愈無法支援；
原來他的鴉片煙癮愈發愈厲害了。坐在他旁邊的那位張副處長便乘機請處長休息，改由他繼
續審訊。高某雖然還是滿口粗言穢語，卻身不由主溜到後面去了。張副處長看他去遠了，便
對我說：“你跪著不好說話，起來罷！好好的直說！”於是，由兩個法警扶我立起來。我受此
刑辱，憤怒萬分，仍是一言不發。張老頭兒只好又說：“你去休息休息再說吧！”
每次審訊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隻能維持一個鐘頭，就要回到他的鴉片煙榻上
去；再由張老頭兒接替審問。而張老頭兒的精力也不夠實施疲勞審訊，因為他究竟是上了年
紀的人；所以審訊的進行，總是時斷時續。張老頭兒從未向我發怒，至多隻是說：“好好向
處長說，以免受刑。”我卻乘機向他進行種種解釋，他也老是靜聽著，不置可否。
這樣，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們訊問的目標就轉移了。他們不再問炸彈問題，轉而問我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及鐵路工會中的活動。我不否認這些活動，但總避免給他們把握到不利
於我的材料。我還向他們抗議，指出我做一個國民黨黨員、共產黨員和工會職員，根本是不
犯法的。他們對於我的抗議，避開正面答覆。到此時，他們有點無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結案。
後來聽說這是由於顧維鈞受到不可藉此陷害革命黨員的警告，撤銷了十萬元的賞格，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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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們也鬆勁了。
第四天，偵緝處的審問結束，由張老頭兒辦理移送到警察廳中去的手續。高某已經看不
見了，完全由張老頭兒來處理，他對我的問話只是關於他在公文手續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
一切情況都顯得緩和多了、而且張老頭兒還有同情我的表示，頗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們這件案子的情形很嚴重，現在要移送到別的機關去辦理；我假若能像這
幾天一樣穩妥的應付，也許不會惡化。高處長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過苦刑的折磨，
實在幸運。他慨嘆他自己年紀老了，一向信佛；對於案件的處理，總是慈悲為懷。他說到他
有四個兒子在各大學唸書，其中兩個還參加過五四運動，他們曾向他稱讚過我是一個好學生，
而且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他表示現在時代的確變了，年輕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樣了，他的
兒子們也是如此。最後他向我暗示，炸彈案大概沒事了，其他的罪名總較輕些。要我好好去
為自己辯護。
我常看見張老頭兒手裡拿著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現在聽他說了這樣一段誠懇
的話，因而向他表示謝意；並指出這幾天來，他是很愛護我的，屢屢苦心的為我解圍。他嘆
著氣向我表示，像我這樣一個人才，原不應遭受這樣折磨。國家的事沒有弄好，不應該由我
們這輩青年人負責。他直率的告訴我他內心的矛盾，他在職務上是要嚴格辦我的，但為年輕
人的前途著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著他那四個與我抱著相似觀念的兒子，和
他們平日向他所說過的話。他這樣說著，不覺掉下幾滴眼淚來。
至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