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質的土地財政經濟和軍區指揮部等重要機構，其餘則按需要設定。
這個區域的蘇維埃政府只是一個升級的地方政府，當然不發生根本法的制訂問題。這個
政府所設計的是區域性的政策和實施的條例的制訂問題。許多重要的條例，如農業商業稅務
等條例，土地分配的條例，軍區制的條例，審判制度等，都是由這次大會制定的。
概括地說，使蘇維埃政權規模具備，政令推行無阻，是我們那時努力的中心。我們要求
軍隊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職權，如果人們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擺脫軍閥土匪的惡習。
紅軍高階將領，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規，他們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樣的。紀律
對於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黨的共同意志可以領導蘇維埃政府，但黨也不能因此輕視蘇維埃
政府的職權，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據黨的決議頒行。
我對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實際體驗愈多，愈是為它的前途擔憂。我覺得這個政
權的能夠存在，是以國民黨政權的不統一、混亂和殘酷的統治為其主要的憑藉。這個政權的
發展前途也是受著限制的。中共組織力量的薄弱，紅軍因缺乏補給而不易迅速壯大，土地革
命不易衝破赤白區的對立而氾濫到更廣大的區域去蘇區面臨的眾多困難，也需要長期的努力，
才能克服。加之敵人的勢力遠較我們為優厚，我們一時無法瓦解它。
我覺得中共的土地政綱，有其根本的缺點，既不易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鬥爭，而且偏於
對內。經由游擊戰爭發展紅軍的方針，也為各種條件所限制，難有速效。蘇維埃政權的基礎
更是歸於窄隘。這個政權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為廣大的工農群眾所瞭解和
同情，對於全國各地知識分子和一般小資產階級，也缺乏號召的力量。對於以城市為中心的
反帝國主義運動，更無法建立適當的聯絡。特別在當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佔東三省的事實
為我們所知悉之後，我更認為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遠離了反帝國主義的路線。中共第六
次代表大會規定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是兩個並重的主要任務，但蘇維埃政權卻偏到土地革
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沒有遠見，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會中重視反帝國主
義以及不抹煞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等主張，若拿現在的事實來證明，就更為正確了。
我設想如果蘇維埃政府能改名為“人民政府”，也許可以開闢出更有希望的途徑。我所假
象的人民政府仍應由中共領導，以工農勢力為骨幹；但它的政綱尺度則不妨放寬些，以便號
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來與我們合作。如果我們孤立於反日本侵略之
外，反會被人民視為不顧國家前途，專以土地革命來損害民族的命運。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
同僚們提起過這種意見，我在下文中還要說到這一點。但我自己無法作這種根本改變。蘇維
埃運動這個根本計劃是從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屢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處實行，鄂豫皖
區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們自以為是的獨斷改變過來，那自然是極不好而又是不可能
的事。
後來的歷史證明，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只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在這個運動中，中
共發揮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學習了領導政權和軍隊的重要一課。但這個運動的本身是失敗了。
它不是被國民黨消滅了，而是在抗日戰爭之始，我們自動的轉變了方向。斯大林這個以土地
革命為中心的蘇維埃運動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線和中共內部一切左傾行為的根源。因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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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運動本身是左傾的，所以才產生李立三以軍事冒險去促其實現的想法，其他教條主義者更只
會在這條公式下兜圈子。我這個較早體驗到這個運動的根本缺陷的人，後來竟為此被指為“右
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時的看法是出自愛護中國革命的真誠。
① 當時蘇區內許多農戶的糧食被紅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