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此說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沒有託派，也不能說我自己不會受託派的利用。他還說到與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經過幾次清黨，都沒有露出破綻。他一直有些懷
疑，這次他在新疆，將他們逮捕審問，果然他們直供不諱，都是託派，自然也只有把它們懲
之於法了。
我耐著性子向他指出刑訊逼供，難免冤枉好人；從前項英在江西蘇區厲行肅反，採取審
問逼供手段，有些供詞竟牽涉到他自己，這才使他覺悟過來，供詞是不可盡信的。王明為甚
麼這樣喪失自信，覺得到處都有託派在作怪呢。我們的國家很可能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團結一切力量來抗日，一面又要大清託派。如果我們把許多同志當作託派來清除，
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大概看見我神色憤怒，言辭犀利，因而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
吧！”
王明向我宣洩的事實，和他那種要追隨斯大林肅清託派的意向，使我受著極大的刺激。
李特、黃超是從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參謀長，黃任秘書長。李原系列寧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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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軍政大學的畢業生，黃則在上海做學生運動，系學生會的一個活動分子，他們在到鄂豫皖蘇
區以前，我原不很熟識，中共中央卻舉薦他們可以任要職。我們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們
為四方面軍工作，出生入死，貢獻極大；他們最後在西路軍中，經過無數艱險困難，率領數
百人逃亡新疆。他們只是在毛兒蓋時曾指責過中共中央的領導錯誤，這大概就是他們致死只
由。
至於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是較有學識的留俄學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
共創始人之一，為人守正不阿。周達文與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畢業生，對俄文和
俄國問題的研究都有相當的造詣。董亦湘與沈雁冰同系商務印書館編輯，研究文學，亦有相
當成就。他們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反對過米夫，也與王明等人鬥爭過。他們在列寧學院畢
業後，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與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觸。這次王明路經新疆，
手執尚方寶劍，竟陷害洩憤，這真是暗無天日了。
我認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種瘋狂的清黨作風，將使中共墮落得不成樣子。他從莫斯科帶
回來的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張，與我素來的見解相接近，但他並不是從中國的民族利
益出發。事實上他將鬥不過毛澤東，也難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反對與陳獨秀等重行諒解合作，
確是明顯的反動。他在新疆殺害李特、黃超、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寬
恕的罪惡。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殘酷的鬥爭手段，斷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現
在竟進而殺害對中共當權者持有反對見解的同志。這就證明斯大林的魔影，已變本加厲的隨
著王明到中國來了。
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脫離中共。我覺得一切都超過了獎勵
的範圍，也無法申訴，而且再也無申訴的必要。在抗日戰爭的緊急關頭，我只有採取“合則
留，不合則去”的打算，跳出這個圈子，也許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當時，抗日局勢使中共的當權者，不能為所欲為。南京失守以後，國民政府將與日本妥
協之說頗盛，王明認為事態嚴重，自告奮勇趕往武漢，企圖與國民黨建立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這種中日妥協的可能危機。不幾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間），王明、周恩來便啟程前往武漢。
毛澤東、張聞天等人與王明間意見的出入，也有待調整。我這個掛名的邊區政府主席，也還
有裝點門面的作用。所謂進一步肅清託派或者受託派利用者的這類鬥爭，似乎時機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間，延安氣候寒冷，朔風怒號，人們活動減少，一切顯得平靜。
舊曆過年期間，延安和別的地方一樣，大家都在休息慶賀春節。王明、周恩來離開了延安，
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