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的正確策略，會有翻身的機會。
他之反對瞿秋白的暴動政策，與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認為這種兒戲暴動的行為，不合於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也違反列寧關於暴動的遺訓；而且事實上每次暴動都遭受嚴重的失敗。
他曾屢次向中央進言，改變暴動政策⑾，但無效果。現在，他極願與我共同糾正瞿秋白中央
的錯誤。
我則指出我們以往一切對中央的勸告，都被當作機會主義的見解，遭受拒絕了。我慎重
建議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拋棄以往糾紛以及開展以後的光輝前途，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
黨；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志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動，是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護符的；羅明
那滋等共產國際代表，不懂中國情況，任意胡鬧，是禍害的根源。如果命名為“工農黨”的
新組織，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只是國際主義下的友黨，一切取決於黨內多數，也許可
以減少一些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進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陳先生對我的建議大感興趣，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改變黨內現狀的要圖，但他似在遭受這
許多打擊之後，已無足夠的勇氣來負擔這個艱鉅任務，因而他提出了實行起來會遭遇許多困
難的話。首先是共產國際不會平心靜氣的考慮這個建議，反會予我們以無情的打擊。同時西
歐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不重視東方問題，自不會予我們以有力的支援。再就內部
狀況來說，即使多數同志同意我們的見解，經費問題也是難於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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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機構因羅覺的被捕，陷於混亂的時候，陳先生向我表示：現在看來
中央機構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佈置，各地組織又大多損毀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動，
事實上已無力再盲動了。組織工農黨的事可以暫時擱置一下，作為我們的最後步驟。現在或
許有旁的辦法來改變這個現狀。這樣，我曾向瞿秋白提過一次的另組工農黨的事，就因陳先
生的慎重，而作罷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軍藉口護僑，屠殺濟南民眾數千人並慘殺外交特派員蔡公時慘
案發生，這又激起了全國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對此態度冷淡，認為中共的任務是實行暴
動，反對南京的國民黨政權。日軍的行動似只是打擊國民黨的，如果中共捲入這個反日運動
中去，無異是幫了蔣介石的忙。這種荒謬的看法，曾使我們為之大譁。我和陳先生主張應積
極領導這個反日運動，既可暴露蔣介石對外的妥協面目，更可以爭取群眾，如果我們不參加
這種反帝運動，簡直是罪惡。在這個問題上，上海的多數同志，在項英的影響之下（羅覺被
捕後，項英接任上海區委書記），支援我們的見解。
五月中旬，鄧中夏來看我，告訴我現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於六月間在莫斯
科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檢討中央現行政策，並謀求黨內團結。我和陳獨秀、蔡和森、羅章
龍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產國際直接邀請出席，中央特要他來正式通知我。如果我決定去，
現在就要辦理旅行手續了。鄧中夏那時也不滿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過不如我們的激烈，
他也知道黨內危機是很嚴重的，因此，他向我懇切的說到他不願見黨的分裂，勸我接受這個
邀請。
接著，項英也來看我，告訴我黨內的一些近況。他說到羅明那滋和魯易門早已被調回莫
斯科去了，據說曾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共產國際最近有指示給中共中央，不贊成隨便暴動。
我們的反對意見，也陸續由中央報告到共產國際去了。共產國際以鑑於黨內危機嚴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請我們五人去出席大會。他認為中共的命運可能因此而獲得轉機，反
對中央的直接行動，似已無必要了。
蔡和森、羅章龍這些同志，我已好久沒見著了，也不知道他們的地址和近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