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周恩來那時也許是受了“擺離線會主義，大膽提拔新幹部”這個觀念的影響，並未接受
我的建議。於是我在那裡只工作過兩個上午，以後也就不願去了。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參加過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願參加工作，因我認為瞿秋白中央的暴動政策，是錯誤而極有害的。我並不
在原則上反對暴動，但我認為暴動是要有準備，不能輕舉妄動；要有群眾鬥爭做基礎，而不
是少數人的蠻幹行動。在羅明那滋指導下的瞿秋白中央，卻把暴動當作家常便飯，任何行為
離開了暴動，就好像是機會主義。這樣，所謂暴動政策就走到了“兒戲暴動”、“強迫暴動”、
“命令暴動”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動政權，而是危害自己幫助敵人，如果
說這種暴動是“自殺行為”，也不算是過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動，是八七會議後瞿秋白中央的暴動政策第一次出籠；他以為這才
是土地革命；較之仍具有機會主義成份的南昌暴動，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兩湖粵贛等省，
繼農運風暴而來的是地主豪紳的瘋狂報復。他們以恐怖手段向農民追繳欠租欠債，農民如稍
有反抗，動輒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險。在農協仍保有潛力的地方，農民們為了秋季收穫不致掃
數為地主豪紳們所勒索而去，在醞釀著反抗，中共兩湖的地方組織也因此提出了秋收鬥爭的
要求。中共中央則企圖擴大這種秋收鬥爭，發展成為實現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動。
在秋收暴動中，中共中央以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對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殺盡地主和燒燬
其房屋的“燒殺政策”。其實，這種並無實效的燒殺手段，除拖著中共走到恐怖主義的險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紳們更加瘋狂的向農民進攻。當時國民黨政權已不再考慮農民的利益，
一味慫恿地主豪紳迫害農民；這自然給予中共在農村中活動的機會。不通甫經大難的農民，
在痛定思痛的時候，立即驅之進行大規模的暴動，當然不合時宜。而且各地農協潛力強弱不
一，農民鬥爭情緒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區域性的暴動，也非隨處都可舉行。中共中央執行這種
錯誤的暴動政策，不僅失去了農運復甦的機會，而且使不少地區的農協潛力，又遭一次嚴重
的打擊。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間裡所設想的暴動藍圖，也很可笑。他設想群眾是革命的，所受壓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強，只要有中共黨員去英勇的發動，暴動就可如願進行。稗甚至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