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又這次會
議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正在不斷高漲，因而提出了“不斷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這就
顯明的露出了羅明那滋的馬腳。後來，第六次代表大會，曾輕描淡寫的批評這次擴大會議，
誤用了“不斷革命”這一名詞，盲動主義的傾向似也是由此發生的。
這次會議，否定了南昌暴動的意義，認為它仍然採用國民黨的旗幟是機會主義的表現，
而這種機會主義應負南昌暴動失敗之責。譚平山因而被開除黨籍，當時譚平山已從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斷絕了與中共的一切聯絡，中共中央也不給他以任何辯護的機會。不久，他在
上海《申報》上，登載了一個啟事，宣告脫離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共的政策，對於中國革命
來說是超時代的。
在這次擴大會議中，我也被缺席裁判，開除中共中央委員之職務；而且還有其他受懲罰
的同志們⑤。我的罪狀是“假傳聖旨”；這個決議是根據張太雷的報告，反謂我未根據中央指
示，去堅決領導南昌暴動，復假傳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動。這與事實正相反，真使我
覺得現在的中央是不顧信義，任意說謊的。不少的同志，曾為我抱不平。他們曾質問中央：
為何不讓我去出席申辯？為何任意顛倒黑白？我也曾有過一封長信致中央擴大會議，申訴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還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項具體工作，他們覺得我雖被開除了中
央委員，但仍是黨員，應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們要求的壓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來找我。他和我會見的時候，神色很尷尬，
他絕口不提擴大會議以及我被開除中央委員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決議，是完全根
據共產國際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說這句話的意思，等於是推卸他的責任，表示我的被處
罰，是羅明那滋的主意。我對於這種解釋，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進而向我這樣說明：現在
的中央，也許領導能力不夠，但它在“布林什維克化”這一點上是有進步的。有些同志，認
為現在中央不免左傾蠻幹；可是他覺得左傾總比右傾好些。他認為我是反動政府所通緝的南
129／185
… Page 281…
《我的回憶》第二冊
昌暴動的要犯，不便要我擔任實際工作，以免受到危險。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據過去的豐富
經驗，隨時向中央提出建議。我曾回答瞿秋白：現在革命受到這麼大的摧殘，那麼多的同志
犧牲了生命，還有甚麼個人的得失榮辱可言呢？總希望中央能夠將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願多瞭解一些情況，隨時提出意見，供中央參考。他雖表示贊成，但事實上他並
不讓我與聞黨內事務，我偶爾提出一些意見，也被認為是機會主義的言論。
周恩來算是最幸運的。他回到上海以後，立即表示完全擁護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遵奉
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對機會主義。同時，他在黨內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動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動失敗的責任，而且由南昌暴動失敗逃到上海來的許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這次擴大會議中，不僅沒有受到處罰，反而重新躋進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員，主
管軍事和特務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則相形見絀，仍被擱置在那裡，聽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圓通的周恩來，是最現實而又八面玲瓏的。也許他覺得我和他在武漢末期和南
昌暴動中共任艱鉅，竟獲得如是不同的結果，有點過意不去。他請求我去指導關於分配從潮
汕逃來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卻之下，答應幫他的忙。我到了一個秘密聯絡從
潮汕來的同志的中心機關，才知道直接主持這個機關的是一位留俄學生何家興。他的太太卻
是和朱德離了婚的賀芝華。她曾隨朱德去過德國，當她從德國經莫斯科回到武漢的時候，鄧
演達、章伯鈞等人，曾和我談到關於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們所說過的話，故
向周恩來說：“那個聯絡機構有點不妥當。因為賀芝華那個女人，也住在那裡，是具有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