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種可能了。不過，無論共產國際對外的措詞如何合於革命的公式，但鮑羅庭在
一九二七年初發動反蔣，特別是在四月間蔣介石清共之後，根據斯大林意旨，總是要中共不
惜任何讓步，來維持武漢左派政權。至少在鮑羅庭看來，武漢的左派政權似是大海中的一根
浮木，我們已經落在海中的共產主義者，就只有抱著它作為救生圈。這位熟知行情的鮑羅庭
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要我們讓步的。所以直至最後關頭，他仍不肯讓中共退出國民黨，以免
多犯一些“機會主義的罪惡”。怪一不得後來陳獨秀先生在告全黨黨員書中說：“黨犯了以上
這一貫的根本錯誤（作者按—這是說中共忠實的執行共產國際，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個機
會主義的政策），別的大大小小不可勝計的錯誤，自然要跟著不斷髮生出來。”
知道內情的同志們曾告訴過我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經過。“八七”緊急會議是匆匆舉行的，
參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時、張太雷、李維漢等人。這個告全黨黨員書，是由共產
國際代表預先準備好，而由瞿秋白譯成中文的；在會議中宣讀了一下，就算了事。接著，中
共召集湖北幹部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的決議，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質難。他們曾問中央對於南
昌暴動的態度如何？為甚麼對領導南昌暴動的同志給以嚴重的打擊？為甚麼張國燾、李立三、
蔡和森、周恩來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員受到處罰的事，有過說明。他指出：陳獨秀、譚平山兩人是八七
決議檔案中公開指出來的機會主義者，應受到嚴重的處罰。譚平山可能被開除黨籍，陳獨秀
的黨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員在事實上已經開除了。至於張國燾同志，曾表示反對共產國際，
袒護過去的機會主義。湖北總工會的領導錯誤，應由李立三負責。解散工人糾察隊應由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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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來負責。中共許多宣傳檔案，有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蔡和森經辦的。因此，他們也分別受到
處分。在八七告黨員書中，指出全國農民協會發出許多荒謬的訓令，是毛澤東經辦的，應由
他負責。而且他在馬日事變後，通知湖南省委，取消農民進攻長沙的計劃，因而也要負機會
主義的連帶責任。
八七會議中，任弼時成為天之驕子，因為他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早就反對陳
獨秀的機會主義。原任湖南區委書記的李維漢，避開對馬日事變事先缺乏警覺的指責，成為
湖南農民運動的“英雄好漢”。熟悉共產國際行情的張太雷，不待說是擁護共產國際的。瞿秋
白對於過去自己的責任，是最難於解釋的。他不止一次聲言，他早就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
又能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擺離線會主義的錯誤，進而與過去的機會主義作堅決鬥爭，
因此，他出來領導，似是責無旁貸的。
八七會議後改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蘇兆微、李維漢、張太雷、項英、向忠發、
盧福坦七人為委員。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個工人委員—項英曾在武漢做過一個
短時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是湖北的一個駁船工人出身；蘇兆微是
一個著名的海員；盧福坦也是廣東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罷工委員會的要角。此外，任弼時仍
以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的資格，羅覺則以上海區委書記的資格，經常參加中央政治局會
議。蘇兆徽擔任過一個時期中央書記的名義，後來蘇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蘇兆徽
任名符其實的中央書記。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我被剝奪了參加會議的權利。這次會議是因為
南昌暴動業已失敗，須作出一定的結論；同時，八七會議究未規定今後工作進行的明確方針，
因而也須要來一個補充。這次會議正式決定“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獨裁政權”，採用自下而上
的發動暴動的辦法，來實現土地革命。早已提出過的蘇維埃口號，從此成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