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中央應即準備，以便從速遷往武漢。我的理由是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間”裡，對
各地的革命與戰爭，遙遙作書面的指導；應該移到中心地點的武漢去，抓緊時機，實地指揮。
我指出這與中共中央和鮑羅庭的北伐應以武漢為據點，沿京漢線向北發展的戰略是相吻合的；
而且武漢一經成為政治中心，則湖北區委的職責必隨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則前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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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海廣州間意見分歧的流弊，難免不重演於滬、鄂之間。但陳獨秀先生等大多數同志，仍以上
海是照顧全國的中樞、武漢局勢尚未穩定為理由，擱置了我的提議。僅議決派我為中共中央
全權代表趕往武漢，獨當前線指揮的重任。
我於九月十一日到達漢口。我的使命是：指導湖北區委、發展工農勢力、團結國民黨左
派、爭取北伐勝利等。當時武漢還是處於軍事佔領的階段，直到該年十二月間，鮑羅庭偕一
些國府委員來到武漢，籌備建都，武漢政府時期才算真正開始。在此以前，中共在武漢的工
作可以說都是由我直接負責的。
初被攻克的漢口，一片戰時景象。吳佩孚所統率的劉玉春部困守武昌城，與圍城的北伐
軍第四軍相對峙，戰鬥時作時歇，槍聲炮聲在漢口清晰可聞；武漢間的水上交通，自然也斷
絕了。其他較遠的地區，戰事也正在進行中。北伐軍雖有勝利的信心，但一般市民多意存觀
望。
漢口是我工作過的地方，從一九二三年春“二？七”罷工失敗我潛行離開這裡，到這次
重來已是相隔三年零七個月了；不用說，有些地方已有人事滄桑，面目全非的更易。中共湖
北區委會尚被困武昌城內，與外間隔絕；它設在漢口的辦事處，座落在原來的後湖區靠近唐
生智總指揮部的一個里弄裡。那一帶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是一片綠波的後湖，我曾和“二？七”
被殺的施洋律師，在湖上泛舟遊覽，聽那位“漢口通”的施律師滔滔不絕的敘述有關該湖的
掌故。曾幾何時，不僅施律師墓木已拱，後湖的大半亦已填成陸地，並新建了一些稀稀疏疏
的西式房屋，湖北區委漢口辦事處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幢。
漢口，這個古老的城市，除靜悄悄的租界外，正在披上革命的新裝。吳佩孚衙門換了主
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各處飄揚，各軍事單位和各級政治部所張貼的五顏六色的標語，
隨處可見；其中也夾雜著高階機關的正式佈告。所有動人的主張，悅耳的詞句，琳琅滿目；
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簽發，不必顧及能否兌現。各種革命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從地
下鑽出來；大街小巷常發現這類機關新掛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區委會多數負責人被困在武昌
城內，漢口辦事處的人手極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無頭緒的；我這個初來者正忙於建立一個
秩序出來。當時我所最注意的是爭取軍事勝利的工作，現在我就從這一點說起。
蔣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北伐，力量既較雄厚，時機也較成熟。雖然北
伐軍在數量上仍居劣勢，準備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敵對方面—北洋軍閥，已有土崩瓦解之
勢。北伐之初，北洋軍閥系統中的雜牌部隊，即多轉向投靠革命。原駐湘西的賀龍部、貴州
的袁祖銘部、湖北的劉佐龍部、江西的賴世橫部等，就繼唐生智之後，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的
番號。他們的轉向不僅壯大了北伐軍的聲勢，在事實上也為北伐軍開了路。後來在北方，繼
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勝列舉，如閻錫山的晉軍，就是個例子。
北伐的進展，最初確如陳獨秀先生的估計，是防禦吳佩孚、葉開鑫的進攻的；但等到北
伐軍集中湘南，向長沙進攻之時起，就轉到了大踏步的進攻戰。進攻的策略以及後來的發展，
並不如鮑羅庭最初在廣州所策劃的一樣，即在擊敗吳佩孚之後，不僅循京漢線北上，而且分
兵入贛，再溯江而下，去解決盤據寧滬一帶的孫傳芳。這在當時軍事情勢上和北伐軍內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