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覺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傾，中共就不能專反盲動主義，莫斯科在反富農，中共也就不應例外。他不理會象蔡和
森這類嚴重的事件，卻銳意去找中共領袖們的右傾毛病，他根據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報告
中有聯絡富農的話，同時瞿秋白也有聯絡富農的主張，認為這就是他做反右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鮑羅庭不直米夫所為，他們兩人的出發點也許不一樣，但一致主張在中國不但
不能反對富農，甚至有時還要推行聯絡富農的政策，瞿秋白以為如果強調反富農，將使中國
蘇維埃運動的基礎縮小，可能招致失敗的危機。
那時困居在莫斯科的鮑羅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願談現實政治，但為了中國的富農
問題，卻捲入了爭論的漩渦中。我是鮑羅庭那間大客廳中經常的座上客，我們在中國所建立
的友誼，使我們的談話不拘形跡；他談笑風生，娓娓敘述我國的民間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雖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鮑羅庭熟悉國際政治情況，對中國問題，仍保有武漢時期的觀點。他透露出他對中國建
立蘇維埃政權的政策並無信心，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漫無止境，他設想斯大林終有一天會
回頭要中共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重新結合起來，反對外國的侵略。因此，他覺得此時要中共
強調反富農是不瞭解中國問題的錯誤想法。
鮑羅庭表示了他反對米夫的見解之後，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極為重要。他不
贊成瞿秋白的左傾作風，並曾勸告瞿秋白改正過來，他相信瞿秋白不會再反對我。後來事實
證明瞿秋白確實改弦更張了。我和瞿秋白之間，雖沒有完全恢復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誼，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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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確不再向我進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國問題的會議，請鮑羅庭就中國富農問題發表演說，在我看來，鮑羅
庭那次演說不算精彩。他站在擴大中國革命基礎的立場上，主張聯絡富農。他的措詞吞吞吐
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贊成中共現行的蘇維埃政策，這樣一來、就顯得難於自圓其說了。
米夫就利用這個機會施展他的手腕，他二面批評鮑羅庭的主張，認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
論調；一面偷梁換棟的將中國富農解釋為半封建性的階層，把反富農的範圍縮小，認為僱用
一兩個佃農的富裕農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農，不應予以反對。並認為富農多半是除了自己僱
用勞力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