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鬥爭等等的實況。我想起
我們在武漢時期有過的一些農運過火行動，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六次大會後的共產國際，反右傾成為最主要的節目。在反右傾運動中，反對德共右派和
對右傾的調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數派，算是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產國際的擴大會議中，
枯西寧表示因為他對俄國情況瞭解得不夠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贊成過布哈林右派對
俄國問題的主張，深感後悔，並宣告此後無論對情況如何不瞭解，也絕對擁護俄共中央和斯
大林的正確主張，不敢有所懷疑。枯西寧這些話，也許是出之於不得已，但我當時覺得他這
樣甘願盲從，簡直是荒謬的，我也想到枯西寧這幾句話是意味著共產國際的獨立性早已不存
在了。
李立三得著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勵，也在中共內依樣畫葫蘆的幹起來，他開除蔡和
森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以請共產國際糾正蔡的右傾錯誤為理由，將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
共產國際的報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維護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要求準備群眾力量，他
看不見高潮的到來，忽視了發動群眾、配合工農紅軍、奪取大城市的暴動，足見是明顯的犯
了右傾的錯誤。
這件事確是反右傾的怪現象。共產國際的首腦們對之不免啼笑皆非，他們覺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過火，也許還覺得在中共中央應受處罰的，不該是蔡和森，而應該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傾壓力之下，他們似又覺得不便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們無言的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這
就助長了李立三的盲動氣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來到莫斯科，他保持極度緘默，不願表示使何意見，也沒有向
共產國際作任何的申訴，僅要求在莫斯科學習一個時期。他也絕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談論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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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內部的事，甚至不輕易與人來往，終日索居在住所中，藉助於字典，埋頭讀書。我覺得我責
無旁貸應為蔡和森作不平之鳴，但他卻反對我這樣做，甚至聲言如果我這樣做，他將指斥我
無事生非。
從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許他覺得在目前洶湧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為右傾，都會或
多或少的倒黴，那裡還有甚麼道理可講！任何申訴都於事無補。我明知這樣消極，不合道理，
但客觀環境，確是如此，只得作罷。
共產國際主席團和秘書處每次開會都發給我一些檔案，通知我按時出席，我常藉故請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從未發言，蔡和森事件發生之後，我更顯得意態消沉。這樣，我自然使人
認為是反右傾不夠積極，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爾格終於來質問我，為甚麼不常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不發表一些反
右傾的言論？我告訴他，蔡和森的事我是應當發言的，但我終於保持了緘默，避免在反右傾
中來唱反調，其他的事有瞿秋白發言，也就夠了。我猜想他一定將我的話轉告他的上司；但
此後也沒有甚麼下文。
當時，莫斯科的黨內鬥爭，對外國同志還算寬大一點。共產國際首腦中，也有些人不願
任意給人扣上一頂右傾的帽子，我的處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對共產國際有過不滿，
反右傾又不夠積極，但也有人覺得中共將來還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過盲動主義的委屈，因
而不願對我多施壓力，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中，我避免了許多麻煩。
瞿秋白當時的處境似乎比我還要苦惱，不僅米夫和他作對，而且反右傾的火也燃燒到他
的身上，他一直自認為奉行共產國際的意旨，可是是非總是跟著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盲
動主義，以至當前的右傾等等禍害，他都沾染上；這使他不無危俱之感。他似覺得中共黨內
的紛爭還不算嚴重，莫斯科的鬥爭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經過鮑羅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見上的距離，逐漸縮短了。
不用說，米夫的一舉一動是以克里姆林宮主人的顏色為轉移的。他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