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童與法海寺的地位可見一斑。
他們二人都記載了同一個“神話”：御用監太監李童由於得到了英宗的提拔，十分感激，想回報英宗。一天夜裡，夢見在山谷叢林中，一位白衣老人對他指著這片地方說：“此精籃地也，他無以過此者。”李童醒來後，覺得十分奇異，於是讓一位相地師尋找這個夢中的地方。結果發現與李童夢境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現在法海寺的位置，當地人說這是龍泉寺的舊址。相地師歸告李童。李童十分高興，說：“吾營佛寺，用其法以報上恩。而神人能輔吾志，吉莫大焉。”於是向百姓、官員、喇嘛與僧尼募款，用於建寺。從正統四年 （1439年）閏二月動工修建，到正統八年 （1443年）十月才完工，歷時達五年之久。
這個神話般的創寺緣起，不過是李童討好英宗，同時使建寺更加順利的一個手段而已。宦官由於無法生育子嗣，所以往往信仰佛教，一方面使自身的倫理責任焦慮感得以緩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來世得到好的報應。因此，明代宦官與佛教關係十分密切。北京周圍諸多的寺院中，大多數都與宦官有關；有的，還直接與信仰佛教的皇帝有關。與太監、皇帝不同的是，士大夫群體儘管也喜談佛理，但他們認為寺院的修造會耗費大量國家財政。所以，士大夫往往反對國家修築寺院。李童的做法其實透過將修建寺院的行為神化，以取得修建行為的合理性，避開士大夫的批評。
很顯然，李童的目的達到了，士大夫不僅沒有反對，而且還鄭重其事地大書其事。這種情況，與英宗的態度恐怕也有關係。英宗信仰佛教，他將度牒制度從五年一度改為三年一度，又下令刊印佛教經典。在英宗的影響下，大批寺院紛紛建立，法海寺也是在興建寺院的風氣中修建的。實際上還不僅如此，李童修築法海寺英宗是贊同的，因為具體負責修築寺院的是宮廷“工部營繕所”；在寺院落成不久，英宗便取“佛法無邊，宛若大海”之意，賜名“法海禪寺”；並於正統十年（1445年）賜《大藏經》一部，在賜經的同時，還為此專門頒佈敕諭。這些，不是每個寺院都能獲得的“待遇”，說明法海寺與英宗不一般的關係。
在法海寺的附近，有正統九年（1444年）所立的《法海寺楞嚴寶幢》，上面記載了修造寺院的工匠、繪製壁畫的畫士的名字，是一項珍貴的材料。宮廷畫士官有宛福清、王恕、畫士有張平、王義、顧行、李原、潘福、徐福林等，共十五人。他們便是著名的明代壁畫的繪製者。法海寺建成時，院中的大雄寶殿、伽藍、祖師二堂，四天王殿、護法金剛殿、鐘鼓樓以及雲堂、廚庫、寮房等，許多地方都有壁畫，目前只有大雄寶殿一處儲存相對完整，另外天王殿也有幾幅殘存壁畫。
為了保護壁畫，室內燈光已經被全部關閉，遊覽者需拿著手電筒，才可以觀看。從陽光明媚的室外一下子來到殿內，在一束束微弱的燈光中，尋找一幅幅金碧輝煌的壁畫，彷佛曆史就在眼前，幾百年的時間凝固成了一瞬間。
大雄寶殿內的壁畫分佈在木尊像的龕背和後殿門的兩旁，以及殿前十八羅漢的身後。壁畫採用重彩工筆捲軸畫法，構圖嚴謹、技巧純熟、筆法細膩、用色考究，堪稱明代壁畫的典範。由於礦物質的色彩儲存較好，以及大量使用“瀝粉貼金”做法的緣故，壁畫華麗、尊貴的氣氛十分動人。
正中的水月觀音最為傑出。半身裸露，身披輕紗，胸佩瓔珞，表情溫和安祥，屈左膝盤左而坐，形態莊重大方給人以和藹祥瑞、出世超凡之感。北牆兩幅為帝后禮佛圖，由帝后、二十諸天等三十六人組成浩浩蕩蕩的禮佛場面，最高人物達1。6米。山牆兩幅以如來佛和飛天為主，襯以牡丹、月季、芭蕉和菩提等描繪了五方佛境，祥雲繚繞、百花爭豔，色彩絢麗、肅穆莊嚴。
明清時期，士大夫繪畫的主流已經轉向了水墨山水畫。但法海寺壁畫反映了明代宮廷畫匠不僅很好地繼承了前代宗教畫的繪製傳統，而且結合了畫家與工匠的技術。從具體繪畫特點來看，法海寺壁畫體現了江南壁畫的繪製特點，是明代壁畫的主流繪法。
經專家論證，法海寺壁畫的藝術水平、繪製技術、製作工藝與儲存完好程度等方面都堪稱我國明代壁畫之最，是我國元、明、清以來現存少有的由宮廷畫師所作的精美壁畫，是北京歷史名城在壁畫方面的傑出代表，與甘肅敦煌壁畫、山西永樂宮壁畫相比各有千秋，並稱為中國三大古壁畫，並可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壁畫相媲美。
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十四日，65歲的李童病逝於京中賜第，十四天後葬於法海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