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開始了對合川地區廣泛調查。
合川地處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匯處，歷來就是交通要道。川北商賈、農副產品均需透過這些河道，匯入合川，然後運往重慶，進入長江流域。因此，合川之繁榮，乃是川北任何一地都無法相比的。但是，偌大一個合川，一無電燈，二無自來水，三無工廠，四無礦山，更無企業，只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作坊屈指可數。如此風景秀麗、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令人吃驚地貧困和落後。
客觀來說，是因交通阻塞，但也有人為的諸多因素。
他在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合川、嘉陵江三峽地區的構想。這篇宏論名為《兩市村之建設》，他用石印刻印出來，分送各界人士。這本小冊子分兩個內容：一是《合川縣城南岸市村建設的意見》，提出“將合川涪江對岸的南津街作為建設和改革的地方，以發展經濟事業為基礎，徹底改變城市的舊面貌”。另一個內容是《輔助渝合間三峽諸山經營採礦之意見》，介紹了嘉陵江三峽地區的豐富的煤礦和森林資源，提出開發煤礦、森林和進行交通、治安建設的計劃，以使這個地區成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區和遊覽區。
之後，盧作孚和摯友黃雲龍來到重慶，對重慶所有的航運業進行了徹底的調查。
盧作孚驚訝地發現，外國航業早就開始了對川江的滲透。
早在19世紀90年代，《新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約成，重慶、宜昌陸續開為商埠。重慶開埠之初，英美兩國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員到渝設立洋行。以後，英、法、日、美、德、意等國依次在重慶設立領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輪公司已多達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國的捷江公司。
其時，太古公司在川江擁有輪船6艘，共3388噸；怡和公司擁有輪船3艘，計2881噸舊清公司擁有輪船4艘，計3169噸；捷江公司擁有輪船5艘，計2074噸。
此外，還有許多華商懸掛外籍旗，託庇外人。
外國航業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國民族航業的興起，從而形成～支抗爭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紳為防止外輪染指川江，開始投資以獲其利。1908年，川江輪船公司最初成立。這是一家官商合辦的民營公司，經營初見成效。一些人紛紛效仿，川路、華川兩公司繼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閉。華川公司1912年籌建，旋即分化為瑞慶、利川、慶安3個公司。但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曇花一現。
這些民族航業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敗，為日後的民族航業的興起墊上了軀體。
中國的輪船公司雖有幾十家，輪船也有幾十艘，但還不足以達到與外輪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國輪船公司的噸位小，幾家甚至十幾家公司的總噸位還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條船的噸位。加之中國輪船公司勢單力薄，一直處於外輪排擠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運，幾乎被這4家外商輪船公司所壟斷。
盧作孚後來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書中寫道：
“當時正是長江上游航業十分蕭條，任何公司都感到無法撐待的時候，而不是在航業有利的時候。”
盧作孚認為：長江上游自從開始有航運以來，不過十幾年，然而它已經歷了極其複雜的發軔時期、繁榮時期、過剩時期，正在進入衰微時期。他說：
“在這幾十年中，由中國公司的創始，到外國公司的繼起；由著重一時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經營，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憑揚子江中下游的基礎，有計劃地伸入揚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勢力。有一時期，揚子江上游宜（昌）渝（重慶）一段，觸目可見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蘭等國國旗，倒不容易看見本國國旗。”
他將筆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質的核心：
“在揚子江上游初有航業的時期，航業是最時髦的事業。由於輪船不足，運貨商人爭先要求運貨的迫切，運費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幾乎一隻輪船一年可以賺回一隻輪船。所以航業以極短的時間，發展到極盛，而且發展到過剩。大多陷於船本折完，欠債無法償還，以致於轉相賣船，其情勢非常紊亂，尤其是中國籍輪船公司非常危險。”
擺在他面前的困難已經一覽無餘，“沒有任何理由要開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箇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