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
“我愛我的事業，就必須熱愛生長豬鬃的故土，祖國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國，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他完全可以像有些資本家那樣，去美國做寓公，他的資金已足夠頤養。莫說早已富足，更在抗戰勝利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由於他的睿察，抗戰剛一勝利，他就一面緊張地籌劃，一面積極地攻垮壟斷，因而復興公司剛一解散，他就將他已籌劃精當的分公司立即分赴全中國的所有的豬鬃最大的集散中心：上海、天津、漢口，進而幾乎壟斷了全國的豬鬃市場。他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發大財，就是坐吃幾世也吃不空這座“山”！可是他沒有走！連香港也不去，更莫說臺灣，並下令分公司照常營業，等待解放，留給共產黨，並千方百計為新中國挽留人才。如對中國銀行，雖說只留下了個王君韌（作用也不小），而高層職員集體辭職後絕大部分去了外國，跟去臺灣的甚為寥寥。
他不但獻出了企業，而且在他尚在國外為新中國效力時，就將在外國留學的子女打發回國，不留絲毫後退的餘地，無怪有人說他“死心塌地”。
一九四八年濟南解放後，古耕虞已與共產黨的經濟幹部議妥，由他在香港設立公司，主要銷售解放區豬鬃，這才發生了與杜邦公司的遭遇戰，古耕虞經過精心調查與適當措施仍操了勝券，為解放區豬鬃的出口盡了很大的力。
一九五０年的舊曆臘月二十三，由於政府急需一筆外匯，經貿易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國內的一切業務，先到香港為政府墊付五百萬美元。當時，國家困難，五百萬美元，於公於私都是個很大的數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應，而且第二天就動身赴港，毫不猶豫地將這筆鉅額外匯如數地存入香港的中國銀行，為政府做了墊付。
一九五０年六月，古耕虞依前約到美國去推銷豬鬃，名義上仍是古青記父子公司的老闆，實際上公司已交，他的員工們已成了國家職工，更莫說公司了，實際身分已是中國豬鬃公司的總經理了。然而，這是絕不可外洩的。深謀遠慮、算無遺策的古耕虞，為了保密與穩妥，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說服了慣居重慶、已安排好一切後事準備安然在故鄉度罷殘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他才放心地動身赴美。用的護照還是臺灣當局的，身分自是“中華民國”的公民。有人用他一個朋友的玩笑話說：通體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紅的，正是“心裡美”（一種蘿蔔的名稱）！路上自也仍難免受到聯邦調查局的一再考問，可他有護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長與海洋公司法人的身分，又有與美商的前約，考問者也不得不放行。抵達美國不久，六月二十五日就爆發了朝鮮戰爭，從各種跡象中看出美國的戰備豬鬃必然上漲，他就抓準這一時機，積極推銷，而且利用美國海陸空軍的急切心理第一個投標，並表示：無論是到岸的，還是運途的，一律賣給美國政府。賺錢是小，為國家換回更多的戰略物資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數甚至不惜自己賠錢的努力下，一九五０年我國豬鬃出口額高達十萬箱，價值八千萬美元，創了歷史最高記錄（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得突破這個紀錄）。到了十二月下旬，古耕虞從一個細微的跡象裡覺察了國內必有大的舉措，便故意以電話張揚，說老母重病，須趕回香港探視。歸國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歸國途中，杜魯門就下令凍結了大陸資金，不久，又以“特別凍結戶”凍結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戶名存放的美國銀行的資金，這裡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國家的，數量之大，超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美資金總額的數倍，而中美已在朝鮮戰場上兵刃相見，倘一洩露，勢必全部報銷，這已是一九五一年初了。二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從美國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顧老母的抱怨與責備，藉口忙，偷偷轉道澳門到北京接受新指示），並立即投入爭取解凍活動，這是國家急需的錢，他更是“根針不讓”。首先透過朋友向香港的美國大通銀行打招呼：不要錯看了美國的這位重要的朋友！大通的經理與古耕虞談了一天，做出備忘錄轉交給了美國駐港的總領事館，古耕虞應要求提供了相應的檔案，證明內地公司已賣給了中共；證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員不在大陸供職。前者有政府證明與英國駐上海、重慶總領事館的出證；後者是張華聯巧妙地做了手腳。主要是將留在大陸上的袁沖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爭取到將檔案全部譯成英文程式，張華聯自也譯得甚為巧妙。一切如議，可杜魯門仍不放心，也就不放手，比如在調查中發現了大陸上的袁沖霄，就一再叮問，張華聯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強調漢語的同音不同字；老練的總領事又佈下一個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續，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