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強的出路。康心如對三菱、三井式的經營方式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十分嚮往這種經濟事業。強烈的震撼和撞擊只能使康心如更加慨嘆中國的無望，自然也使他更加決心改變中國的封建與落後。
此時的康心如還沒有意識到他對於人生的真正追求和渴望，也不會想到日後他正是以三菱、三井為模式，把他的美豐也經營成了一個巨大的美豐資本集團。
美豐銀行離不開康心如
歸國後，康心如曾到北京暫住。
一九二一年，康心如的四川老鄉、重慶大鹽商鄧芝如來到北京，並住在康心如的家中。因鄧芝如的父親曾在四川當過候補道，和康心如的父親換過帖，有深交，所以兩家成為世交，多年來素有交往。與鄧芝如一道來京的，還有曾在重慶“天順祥票號”當過上街（營業主任）的陳達璋。他們此行的意圖，就是想透過京城的活動，為鄧芝如爭到中美合資的中華懋業銀行重慶分行經理的職位。
鄧芝如來到康家，顯得雄心勃勃，興奮異常。他大談唯有同洋人合作乾點什麼，生意上才會有更大的發展，並譏諷康心如一輩知識分子是書呆子，百無一用，不會活著。當時的鄧芝如對書生氣十足的康心如可以說是毫無戒心的。
鄧芝如專程跑到京城尋求洋人作生意夥伴，這在當時的民族工商界，是非常時髦的一種做法。其背景在於侵華的各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政府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為外國人在中國發財提供了各種優越的條件，於是一時間“洋務運動”波瀾壯闊，連遙遠內陸的鄉紳商董鄧芝如這樣的人，也不願錯過與洋人結合的機會。
鄧芝如腰纏萬貫，他不信用金錢就活動不出一個合資銀行的經理來。他此行北京是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的。他一進京便找到了四川聚興誠銀行分行的經理張熙午，並託付在銀行業人頭熟、交往廣的張熙午為之上下通融，左右活動。
康心如在鄧芝如北京活動的過程中，開始對國內銀行業的狀態有了一定的瞭解，加之他對金融這一行當有興趣，便也積極為鄧芝如出主意、想辦法。
其間，為鄧芝如疏通活動的張熙午找到康心如，因張熙午也是四川老鄉，他們在北京也素有交往，所以張熙午有些事情願先同康心如商量。這天，張熙午告知康心如，他得知上海美豐銀行的總經理、美國人雷文（Frank．Jd．Raven）的代表麥利已抵達北京。而麥利此行的目的是來京籌募中方股款，並準備在直隸省（今河北省）開設美豐分行。張熙午認為這是個機會，何不乘機動員鄧芝如與麥利會面，商討在重慶設立美豐分行之事。只要鄧芝如有誠意，就不愁在重慶籌不到華股。這樣，一既能創辦一家新的合資銀行，鄧芝如又能順理成章地撈到經理一職，何樂而不為呢？於是張熙午希望康心如能從中積極動員鄧芝如以促成此事。
康心如在張照午的託付和督促下，開始為促成重慶建行一事而鼎力從中斡旋。這其中固然有同鄉的情誼在，但也有康心如想在金融業謀到一個飯碗的小算盤。
康心如發現，隨著國內局勢的變化，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奮力追求的革命事業屢遭挫敗，“知識救國”的聲浪終於平息了下來，而代之以浪奔潮湧的“實業救國”。即是說，革命者終於認識到了只有經濟繁榮，才可能國富民強，才可能談到自由、平等與民主，也才可能真正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另外，帝國主義侵略所帶來的西方資本的投入以及西方先進機器、先進技術、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的引進，使中國新式企業不斷興起，金融業迅猛發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說，就連四川那樣的封閉內陸省份，金融業也日趨發達，並出現了中國銀行、浚川銀行和聚興誠、中和、富川等一類的新式銀行。由此，康心如料定，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金融業是大大有利可圖的，而他過去在日本留學時所仰慕的三井、三菱那些大財團的發展，也是同金融業的發達緊密相聯的。
在此基礎上，康心如對中國金融業的態勢也做了深入的調研與分析。他看到，國中純粹民營發展起來的銀行是很有侷限的。單就這些銀行不可能像國營銀行那樣擁有合法的“發鈔權”這一點，就幾乎使他們完全喪失了其發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四川乃至全國都頗具信譽的聚興誠銀行，儘管採取各種辦法，千方百計地在北京活動，且打通了很多關節，要求政府准許他們發行鈔票，最後也終於失敗。於是這些銀行錢莊，只能發行些“執照”在市場上流通，以彌補市場的籌碼不足。生意做得平平，不可能有大的進展。而與洋人合資的銀行就大不同了。這一類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