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說簡直毫無意義’，佩吉的上帝在《無罪的聖人們》一書中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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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自我認識
一般地說，我沒看到自己和佩吉①有多少相似之處。但是這個地方和我是如此近似，每句話都是寫的我。我的特點是，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請求”的東西，我也不可能丟掉信仰。我能夠以更加自由和更高的思想的名義反對關於上帝的低階和錯誤的觀念。 當要講到上帝時，我再來解釋這一點。我在青少年時代就開始了為自由的鬥爭，有時做這件事是帶著憤怒和暴躁情緒的。 我已經說過，我們的家庭的權威性很小，我總是努力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在少年與青年之交我已經和我走出的社會環境決裂了。 這種決裂我採用了這種形式：一段時間裡我側重於和猶太人交往，起碼可以保證他們不是貴族，也不是我的親屬，所有這些人不是由於讓我厭惡的出身而聯絡在一起的。 所有的家族的因素都是和自由相對立的。 我對所有的家族生活，所有與家庭自發力量相聯絡的東西都是厭惡的，這可以用我對自由的非理性的愛和對個性原則的愛來解釋，這是形而上學上最大的“我的”。對我來說，“族”一直是自由的敵人和反對者，“族”是必然性結構，而不是自由。 因此，為自由而鬥爭就是反對“族”凌駕於人之上的權力的鬥爭。 對於我的哲學思想來說，還存在著出身和創造的矛盾。 自由、個性、創造是我的世界感和世界觀的基礎。 不過我為自由而進行的緊張鬥爭開始得較晚，當我和傳統的貴族世界決裂並進入革命世界時，我便在最革命的世
①佩吉（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éｇｕｙ，１８７３－１９１４）
，法國詩人，政論家。 作品有《讓達克神秘劇》（１９１０）
，《虔誠信徒神秘劇》（１９１２）
，《夏蛙》（１９１３）。——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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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 憂鬱。 自由。 造反。 憐憫。 懷疑與精神的衝突５５
界中，在革命的知識分子中，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開始了爭取自由的鬥爭。 很早我就知道，革命的知識分子並不喜歡真正的自由，他們的激情放在別的方向。 當我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我在馬克思主義中已經看到必然導致專制、導致自由的否定的因素。 在生活經驗中，我體驗到個性與社會集團、個性與社會、個性與社會意見的碰撞，而我一直站在個性方面。 我生活的年代是從知識分子公益心出發而進行鬥爭的年代，在這方面我甚至消耗了過多的力量。 這妨礙了我把全部力量貢獻給哲學創作。 自由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我體驗得十分尖銳，在青年時代這個問題使我每時每刻都感到異常的憂鬱。 我把它看作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錯誤的和偽善的論據，認為他們之保衛自由是虛偽的。 但是對我來說，這點是清楚的：社會主義可能被不同的方面接受，可能導致解放，但也可以導致自由消滅，導致暴政，導致宗教裁判所大法官體系。 我很早就預見到可能出現布林什維主義，當時我還往來於馬克思主義的圈子裡。 當時我已經和標榜為思想自由和創造自由的極權主義進行了鬥爭。 為自由而進行鬥爭，對我來說，是超越任何思想圈子的，超越我所交往的任何派別的。 任何思想的社會的集團，集體“信仰”選擇都會侵犯自由，危害個性獨立性，危害創造。 當我的精神道路引導我更接近東正教世界時，我感覺到在貴族世界和革命世界同樣的憂鬱，看到了同樣的對於自由的侵犯，對於個性獨立性的危害，對創造的危害。 但在那裡同樣問題是在更深之處提出了，在宗教世界裡觸及的已經是人類靈魂的最深之處。 在共產主義革命中，我一直進行爭取自由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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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自我認識
和實現個性價值的鬥爭，這使我被驅逐出俄國。 後來，在僑民的環境中自由問題同樣也很尖銳。 我看到，大多數僑民是如此敵視和否定自由，就如同俄國共產主義一樣。 不過在這方面共產主義有比權力更大的力量。 在世界戰爭之後出生的這一代是憎惡自由，喜歡權威和暴力的。 在其中我看不到任何新東西。 在自己對自由的貴族式的熱愛方面，在對作為全部生命的個性原質的評價方面，我是如此的孤單，無論在舊制度的統治階層中，無論在舊的革命知識分子中，無論在歷史的東正教中，還是在某些共產主義者中，我都看不到這種對自由的熱愛，而在新一代的法西斯主義者那裡則完全沒有對自由的愛。所有處於集團中的群眾都敵視自由，比如說，更為徹底的：在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