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自己的“我”的內容，從而把“非—我”注入於我的自由之中時，我才可能接受“非—我”。
為自由而鬥爭是我全部生命所從事的事業，這是我的生活中最肯定和最有價值的，但在鬥爭中也存在著相反的方向——斷裂、異化、不融洽，以至敵對，自由可能和愛相沖突。 和廣為流傳的意見相反，我一直認為自由是貴族式的，而非民主式的。 廣大的人群並不喜歡自由，也不向自由前進，革命的群眾不喜歡自由。 在自己的精神道路中，在自己生活經驗中我獲得了很多，但只有自由是永恆存在的，它不是獲取的，而是我的生命之先驗存在，對我來說自由思想是第一位的完善的思想，因為強制的、強迫的完善性是不可能接受的。人們生活中的一切都應當能透過自由，透過自由的檢驗、透過對自由誘惑的拒絕而完成。可能，這裡含有墮落的意義。回想我的全部生活，從它邁開的第一步始，我就發現從來也不知道任何權威，一向不承認任何權威，一直沒有感受權威的經驗。 我不知道家中的權威，不知道學校中的權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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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自我認識
道我所事的哲學中的權威，特別是，不知道宗教生活的權威。從童年起就下決心任何時候也不服務，因為一直不願意服從某種上級。 甚至我一直沒有做教授的想法，因為這完全是以上級和權威的存在為前提的。 我一直把自己的思想作為自由的最初產物來領會的。 關於自己以往的思想，我也把它看作第一次產生的思想，而不看作在我這裡形成了的思想傳統。當然，這完全不意味著我不得從其他人，從所有偉大的思想老師那裡學習什麼，不受任何的影響，對誰也不感激。 我經常從世界的思想中吸收營養，得到智慧的推動，非常感激我讀過其作品的作家和思想家，非常感激我的親人。 但是，所有的東西都要透過我的自由才能實現，一切要深入於“我”的深處才能接受它們。 任何智慧的影響都要得到我的自由的核準才能接受，其他的途徑是沒有的。 因此，我一直是一個最不傳統的人，我甚至無需與任何權威中斷關係，因為我根本沒有權威。 不過，的確存在一些這樣的哲學家和作家，我對精神自由的熱愛有賴於他們，他們肯定了自由，幫助自由在我身上的發展，在這方面《宗教裁判大法官的傳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有巨大的意義，在哲學家中，康德的哲學的意義最大，儘管它不夠徹底，沒有發展到最後。 易卜生對我也有大的意義，儘管比較晚。 在易卜生身上我看到了對自由的特別堅強的意志。 從我來說，和人們及派別的全部衝突都是由於自由。我所理解的為自由而鬥爭首先不是社會鬥爭，而是個性反對社會權力的鬥爭。當我已經寫完自己的書時，讀到索克雷坦（Ｒｏｇｅｌ
ＳｅｃHｒｅｔａｉｎ）的書Ｐéｇｕｙ，ｓｏｌｄａｔ
ｄｅ
ｌａ
Ｖéｒｉｔé（《佩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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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 憂鬱。 自由。 造反。 憐憫。 懷疑與精神的衝突３５
的衛士》）
，這是一本論佩吉的有意思的書。 其中論佩吉的一處地方令我吃驚，它可以說完全論述的是我。 現在逐字逐句地錄在下面。“‘我們屬於自由主義者或是絕對自由主義者，絕不接受任何權威。’這句出自《為了自我》一書的語言屬心理學範疇而不屬理論範疇。佩吉在１９００年不是作為社會學家的戰士說這番話的，而是作為佩吉本人，為他自己的一生說這番話的。無政府主義是他終身所愛。 他本人既非虛無主義者，又非破壞者。 他厭惡不勞而獲。 他贊成無政府主義積極和上升的一面。 是他的熱情和參與的力量把他與自由的原則緊密結合在一起。 這位不受制於任何人的正統信徒唯一可接受的約束的標準就是：這種約束，必須是發自內心的，並是自由選擇的。有人談論過佩吉黨派，說這個黨派只有他自己孑然一身。 我所見到的他的信徒都被他很快遺棄或被他鼓勵與之斷絕關係這位反抗者，這位被剝奪了權利的人，這位異端分子被靈感和驕傲所支配而追求權力但又不能受制於人。 做為公民他不能忍受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甚至國家本身）
，作為一名革命戰士，他也不能忍受社會主義理論和政治的戒尺，做為一名思想者，他亦不能屈尊於知識分子派別的社會學者們的形而上學是他這種與地球上任何暴政極權絕裂的性格把他引向上帝。 但條件是上帝本人也須是位自由主義者或絕對自由主義者，或近似於無政府主義者：‘一種非自由的致敬或來自非自由人的致敬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