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進入很強的高漲時期，但我也有創造激情衰弱的時期。 在研究自己的精神道路時，應當說，我沒有在精確意義下的“轉向”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我不知道自己生活的那個時期可以稱作“轉向”時期。 我沒有轉向的危機，可能是因為我的精神生活是由危機構成的。（ＣｏｎｖｅｒHｓｉｏｎ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那裡比在我這裡起更大的作用。 西方基督教對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作了很多誇大，而我們俄羅斯人則很少有這樣的表現，他們更多地將它保留在思想深處。 在本書的其他部分我將談到自己的宗教生活。 現在，為了解釋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要向讀者講吓面這些話。 我不記得自己童年時的傳統的東正教信仰，我沒有脫離傳統的信仰，也沒有恢復它，我沒有在全部生活中始終存留宗教記憶。 這對我的宗教型別有很大的意義。 在我的童年沒有提供宗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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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轉向。 探索生命的意義３８
養的東正教宗教環境。 我發現自己內在生活中有兩種原初的推動者：探索意義和尋找永恆。 探索意義比尋找上帝更為原始，尋找永恆比尋找拯救更為原始。 在少年時代與青年時代之交，有一次我被這樣的思想震動了：即使我不知道生命的意義，但探索意義已經賦予生命以意義，我要把全部生命獻給這種意義的探索。 這是改變了我的全部生活的真正的內在大轉變。 我帶著極大的熱忱體驗著這種轉變。 我記下了這次的轉變，但手稿在我第一次被捕時丟失了。 我想如果現在讀當時寫的這些手稿，也會使自己體驗很大的熱情，這是我的真正的轉向，在我的生活中最強烈的轉向。轉向真理的探索，當然這也就是相信真理的存在。 我把探索真理和意義與日常現象、無意義的現實性對立起來。 但是我的轉變不是轉向某種宗教，不是轉向東正教或者直接轉向基督教。 這是向＇^（精神）的轉變，是轉向精神方面。 我始終保持著這個信念：沒有什麼宗教更高於真理（儘管這已成了被神智學者濫用的公式）。
這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精神和理性的生活之中。我形成了作為自己存在的根據的、根本性的唯靈論，我不是在廣義上，而是在學說意義上，在存在主義意義上，使用唯靈論這個詞。 在靈魂深處，在比理性理論更深的層次上，我相信精神是第一性的現實性，而外在的、被稱為“客觀的”世界、自然的和歷史的世界則僅僅是第二性的、反映的、象徵—符號性的現實性。 這種世界觀即使在我的馬克思主義時期也仍然保留著。 我想，那些從一開始就是唯靈論的人們，任何時候也不能由於唯物主義而改變，同時都不會順利地接受任何純粹的宗教正統思想。 有“轉向”體驗的唯物主義者則是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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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自我認識
易地自願地領會了宗教正統思想。我一直髮現這種情況。“唯靈論”一開始承認精神的現實性是困難的，但它還是接受它為權威。“唯靈論”不知道急劇的宗教轉向，而“唯物主義者”知道這個。 這和宗教正統思想自身包括著很強的宗教唯物主義因素有關，這種宗教唯物主義是宗教生活最具權威的因素。 因此，我認為，和佔統治地位的意見相反，精神是革命的因素，物質則是反動的因素。 我一直為之受折磨的，與其說是神學的、教條的、教會的問題或者學院哲學的問題，不如說是關於生命的意義問題、自由問題、人的使命問題、永恆問題、苦難問題、惡的問題。 就此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英雄對我是親切的。透過他們我接受了基督教。經歷自己內在的轉變的結果使我感受到精神上很大的堅強性。我的全部生活都改變了。我經歷著很大的精神高漲。我所以體驗到很大的精神堅定性，體驗到生命的牢固的精神基礎，不是因為我找到了一定的真理和意義，一定的信仰，而是因為我決定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獻給探索真理和意義，服務於正義。 這說明，在一定的意義上，這樣尋找真理就是發現真理；這樣地轉向生命的意義就是將意義滲透其中，帕斯卡爾理解這些。 我深信，生命有最高的意義，但是這種信念中沒有任何教條主義的東西。我堅信精神的力量，一直如此，改變的可能只是這種精神力量的象徵。 轉變或轉向與我的道德上的改善，淨化甚至禁慾生活是同時發生的。 我意識到精神脫離靈魂外殼的獨立性，那些為了自己理想和信仰而忍受迫害和摧殘的人的典範成了我最親近的人。 我現在想重新生活，為了重新尋求真理和意義。 存在著永恆的真理和常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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