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很深的個人感受，我在世界末日論的前景中觀察歷史，我一直在思考哲理，因為彷彿世界末日來臨了，沒有時間的展望。 在這方面，我是十足的俄羅斯思想家，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 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說，我任何時候都沒有對“啟示錄”的特殊的愛，對它的闡釋沒有任何的傾注。 在啟示文學中，從葉諾赫的書開始，我就十分反感那種復仇心切的世界末日論，它把人截然劃分為善的與惡的，嚴酷地懲罰惡的和背信棄義的。這種復仇式的末日論因素在葉諾赫的書中是很強的，在基督教的啟示錄中有，在奧古斯丁那裡有，在加爾文和另外很多人那裡也有。 施虐狂的因素在宗教史上佔了很大的地位，它在基督教史上也很強。 在讚美詩中能夠發現它，它也進入了正統的神學。只有奧利金是完全脫離施暴因素而自由的，為此，他受到了正統的施暴狂的代表的指責。 承認基督教的人性引起了很多教徒的真正的仇視，他們認為殘忍性是正統基督教的基本特徵。 我進一步思考：在福音書本身的語言中存在著人的侷限性，存在著上帝的光明在人間黑暗中的折射，在人的殘忍性中的折射。 殘酷的世界末日因素不是出自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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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自我認識
自身，它將與其本性相適應的主題強加於耶穌基督。 贖罪的審判理論是人的摻入。 我信奉精神的宗教並堅定地站在這個立場。在歷史的啟示中，精神被人的有限性弄得模糊不清，在啟示上籠罩著社會變體的印記，基督教是另一種啟示，是精神世界的啟示，它不和這個世界的規律相結合。 因此，世界末日論的基督教在對歷史上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