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的典型，現代的極權主義則反映了宗教的需要，並且是宗教的代用品。 對於基督教來說，極權應當成為過去，它是自由的，而非強制的極權的。 自從神權國家的暴力極權主義崩潰以後，極權主義成了特殊的現象，它將精神驅趕到一個角落裡，並將其從全部生活領域中排擠出去。 按實質說，極權主義成為也應該成為特殊的——國家、民族、種族、階級、社會、集體、技術。 現代的悲劇的根源就在這裡。有意思的是，寬大的和比較有文化的共產主義者Ｋ。，在我被逐出蘇俄時對我說了一段奇怪的話（他是“藝術科學院”的主席，而我是成員）
，他說：“在克里姆林宮，人們都指望到西歐去。 您現在去那裡，要站在真理的方面。”這應該意味著，我將走到非真理的資本主義世界去。 這些話只有克里姆林宮的老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才能說，而新的形態的共產主義者大概不會說。 為了明白資本主義世界的非真理性，我並不需要流亡到西歐去。 我一直明白這個非真理，我一直不喜歡資產階級世界，在《創造的意義》中，比我所有的書都更有力地體現出這點。 到西歐之後，由於充滿激情的內在原因，我恢復了年輕時的社會觀點，當然是在新的思想基礎之上。 這樣就產生了兩種精神的反動——反對周圍的資
274
０６２自我認識
產階級——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動；反對俄國僑民的情緒的反動。 我一直傾向於對周圍環境的抗議，我決定反對它，然而這也就是依賴性。 我有很強的矛盾精神。 但我完全不指望克里姆林宮宣佈我無罪，我堅持在精神上反對極權主義，不論在俄國，還是在西方。 也不和不學無術的和躁狂的僑民集團混在一起，他們認為我如果不是共產主義者，也是一個“共同體主義者”。實際上，從形而上的意義說，我比那些僑民不同流派的代表（他們的意識是由集體主義構成的，他們承認集體、社會和國家高於人性的原則）是更極端的共產主義反對者。 我一直是極端的人格主義者，承認個人良心的至高無上性。我是熱衷於個人的一個性的、獨特的東西的現實性，而不熱衷於社會和集體。 但是，比起社會個人主義來，形而上學的人格主義的社會反應完全是另一樣的。 我明白，人們按照已經建立起來的模式來了解這個是困難的。 翻轉了現實性概念的人格主義是艱澀的形而上學學說。結果，我企圖制定很艱難的歷史觀。 它完全利用對社會生活的觀察，還利用歷史書籍的閱讀。 人們是週期性的，他們帶著很大的熱情唱道：“由熱情激盪的、遊手好閒的、被血染紅了的手，引導我們走向為了偉大的愛的事業而死亡的營地。”
再往前延伸，帶著可怕的祭品，獻出自己的生命，但是，當他們取得勝利並慶祝時，很快又把自己變成“熱情激盪的、遊手好閒的、被血染紅了的手。”那時，出現了新的人們，他們想離開“死亡營地”。歷史的悲喜劇就是那樣的沒有盡頭。只有千年王國凌駕於這一切之上。
275
第十章流亡的年代
１９２２年９月被放逐的一群人從俄國出發，我們經過彼得堡，從彼得堡走海上到斯德丁（波蘭）
，從那裡去柏林。 被流放者近２５人，連他們的家屬大約７５人。 因此，從彼得堡到斯德丁我們租用了整整一條船，輪船的名稱是“ＯｂｅｒｂｕｒｇｅｒHｍｉｓｔ－ｅｒＨａｋｅｎ”。
當我們沿著蘇俄的海疆航行時，誰也不相信他不會再返回來。 與進入更大的自由天地的感覺一起，我還有與祖國不定期的離別的憂愁感。輪船在波羅的海上航行，這種旅行使我們有詩意的滿足。 天氣美好，夜裡有月亮，幾乎沒有顛簸。 我們，被放逐者，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但感到自己在自由中，將要開始新的生活。 到了柏林，德國的機關很殷勤地迎接我們。 儘管我一直和西方的資產階級性相沖突，但我一直還是喜歡西歐，從童年起就常常來到國外，我在柏林行走，產生了不同世界的強烈的反差感。 我沒有由於流亡而苦悶，但我在所有時間裡都為俄國而憂愁。 德國那時很不幸，柏林充滿了戰爭的殘廢者。 馬克災難性的貶值。 德
276
２６２自我認識
國人說：“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ｉｓｔ
ｖｅｒｌｏｒｅｎ“
（“德國輸光了”）。
整個世界的覆滅和新世界的誕生與我在生活中所觀察到的相符合。我看到人們中存在異乎尋常的轉換，第一的成了最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