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成了第一的。我的第一個沉重感來自與僑民們的衝突，大部分僑民都遇到秘密派遣的和不友好的一小群流亡者，事情甚至是這樣的，請允許我說，這些人不是流亡者，而是為了分化僑民而秘密派遣來的。 在我抵達柏林不久，進行了一部分流亡者和某些屬於白色運動的僑民代表的會見。 這些白色僑民團體的首領是司徒盧威，我過去和他有老關係。 我和他徹底斷交，不再見面，中斷了一切來往。 只是幾乎在他去世前我們才和睦地相見。 在我的住宅裡與白僑的會見以完全破裂而結束，我激烈地大聲斥責，以至房屋主人出來把警察叫來。 我對透過武裝干涉而推翻布林什維克的道路進行了完全的否定。 我不相信白色運動，對它沒有好感。 這個運動向我推薦的是過去生活中失去了全部意義的甚至已經變成了有害的東西，是一去不復返的東西。 我希望的只是布林什維克的內在的克服。 俄國人民要自己解放自己。 我期望進入嶄新的歷史階段，“白色”僑民引起我極大反感，他們具有頑固的死不悔改性，缺乏自己的過錯意識，相反，卻具有佔據真理的自傲意識。 我感到，僑民的右的傾向現在不能克服，他們仇視布林什維克完全不是因為布林什維克消滅了自由。 思想自由在這個僑民的圈子裡並不比由布林什維克俄國承認得更多一些。 僑民情緒的敵對性使我備受折磨，由於對現實的無能為力，這裡的僑民通常都產生一種躁狂，他們不論講什麼事情，總是除了布林什維克以外，就是處處看到布林什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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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３６２
的奸細。 這是真正的心理變態者的集合體，而且至今也沒有治癒。在１９２２年我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西方國家應當在形式上承認蘇維埃政權，這樣，就可以停止蘇俄的隔離狀態，它將深入於世界生活之中，能夠使布林什維主義的壞的方面變得溫和起來。 這個意見甚至使左派僑民的代表大吃一驚。 到國外的最初時間我決定避開與俄國僑民的來往，而和流亡者團體保持較多的交往。 只是到了巴黎我才開始和較廣泛的僑民交往，但主要是和左派僑民交往，這些人我還比較能夠忍受。 在快要抵達柏林時，在流亡者團體中（他們中知識分子的力量不小）
出現了一系列創舉，人們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在柏林的第一個冬天，我成了自己所描繪的那種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倡導了不同的創舉。 不久便使我很疲勞，在後來的年代裡，我則埋頭於自己特殊的創造思維。在流亡者中有科學家、教授，這使在柏林建立俄國科學學院成為可能，我積極參與了這個學院的創立，成為它的部門主任，在很大的教室裡講俄國思想史和倫理學。 德國政府十分關心這個舉動，對它的實現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總的應該說，德國人十分關心流亡者，幫助建立我們集會和討論的聲譽，部長們也來參加會議。 當時的政府由天主教核心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組成，我認識社會民主黨的一些部長，但他們給我的印象完全是乏味的。 究竟德國人比法國人更關心俄國的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ｅｌｓ（知識分子）多少，幾乎是不可能比較的。 儘管在柏林的第一年裡我對俄國科學學院採取了積極的態度，但實際上，學院的制度於我是格格不入的，對我來說，在柏林建立俄國宗教—哲學學院倒更有意義得多。 這已經是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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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自我認識
人的主動權。 還是在離開國境時我就出現了建立類似於莫斯科自由精神文化科學院和宗教—哲學學會的繼承機構的想法。 對於建立宗教哲學科學院來說，俄國在國外的力量，主要是在流亡者之間的力量是足夠了。 命名為“科學院”是過於巨大，而且不適合我的風格。 我任何時候也不認為宗教—哲學科學院是科學院，但是別的名字我們想不出來。 宗教—哲學科學院之能夠建立有賴於美國的基督教青年協會（ＹＭHＣＡ，它到現在還繼續存在）的積極幫助。 建立宗教—哲學科學院的決定是在ＹＭＣＡ的秘書—Ｐ。
Ｆ。安捷爾索娜（一個漂亮的人，一直異常關注俄國）的房子裡被透過的，由於安捷爾索娜、拉烏里和其他人的幫助，在僑民中的文化工作能夠得以進行。 我相信，當俄羅斯響起自由的聲音時，ＹＭＣＡ的無私活動（它出版了在自己祖國被禁的作家的作品）將受到俄羅斯的高度評價。 從俄國出來的，還有弗蘭克，在柏林他是我親近的同事。安捷爾索娜引導我會見了端士人Ｇ。Ｇ。 庫利曼（他也是ＹＭＣＡ的秘書）
，還有活動家裡加。 那奇婭。Ｇ。Ｇ。 庫利曼以其對進化的親切感受和很多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