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的觀點與我們之接近而使我和弗蘭克驚奇不已，這是一個具有很高文化水平的人，後來和他有很多的聯絡。 美國的ＹＭＣＡ促成了俄國基督教大學生運動（名字並不準確，因為它不是由大學生組成的）的建立。而宗教—哲學科學院也是和基督教青年運動聯絡著的。我們積極參加了基督教團體，參加了這個運動在普謝洛夫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宗教—哲學科學院以我的論俄國革命的宗教意義的公開報告開始了活動（這個報告的觀點和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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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５６２
的觀點很不一致）
，聽我的報告的人很多，（東正教的）都主教葉夫洛金從巴黎到這裡參加報告會，我是第一次見到他。除了演講以外，宗教—哲學科學院每月都舉行帶辯論的報告會。在這裡，有時我苦悶地感到自己和僑民觀點不一致。 在國外的俄國人圈子裡我一直是苦悶的，我完全不想走進這個環境。我辜負了所有人的期望，他們接受我並不是因為我實際上的面貌。 我最珍惜的是思想家的獨立性和自由，我不會加入任何營壘，環境不僅被對布林什維克革命的反動所充滿，而且被一般的根據最原始熱情的反動，特別是在宗教領域中的反動所充滿，在這種環境中我一直呼吸困難。 使我苦惱的還有大部分青年人智力關注的驚人下降，文化水平的可怕滑坡，淺薄，缺乏任何的課題研究。 雖然也能遇到個別的有另外氣質的、比較有知識的人，但大多數人關心的或者是推翻布林什維克的白色運動，或者是令人窒息的宗教儀式。 我不僅對於與西方人交往感到艱難，而且對於越出俄國人的封閉圈子，也感到很艱難。
G G G在柏林，我認識了一些德國的思想家，首先是馬克斯。舍勒（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
，先是在柏林相遇，後來在他去巴黎時又在那裡相遇。我很重視與舍勒的會面，因為根據他的著作，他在很多地方與我相近。 我發現他書中的某些思想我已經表述過，雖然是用另一種方式表述的。 但是，第一次和他會見使我很掃興。 首先，我發現他不僅脫離了天主教，而且脫離了基督教。他的談話是有興趣的，思想是豐富的，友善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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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自我認識
至有些天真。 但我驚訝於他不加掩蓋的自我中心主義，他的全部談話皆歸結於自己，歸結於他的書，歸結於他的作用。他是天真的，直接地表現這種自我中心主義。 這是十分有才能的人，最關心今後的德國哲學。 但我沒感受到他關於生活的中心思想。在柏林這段時間我還遇見了赫爾曼。 凱澤林（ＨｅｒHｍａｎＫｅｙｓｅｒｌｉｎｇ）
，後來和他發生了密切的聯絡。他給我的印象是傑出的。 但他也是自我中心主義的。 他是歐洲最有天賦的人之一。 他俄語說得極好，正如他能極好地說很多種語言一樣。凱澤林對我的態度一直令我感動，他對我非常關懷，非常親切。 幫助出版了我的書《歷史的意義》德文版，並且為之寫了序言，他寫文章評論我的論文，對我的思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最後的時間裡經常給我寫信。 然而，所有的人都發現他有沉重的特點，害怕與他交往。 凱澤林對我的同情態度有時令我奇怪，因為按實質說，我們有著很不相同的世界觀。 他的精神始原和大地始原的不可克服的二元論（在這種世界觀裡，大地的始原決定了政治，而不從屬於任何道德始原）對我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印度教（而不是基督教的）的精神，也是與我歧異的。 有一次我在柏林與施本格勒相遇，然而這次會見沒給我留下什麼印象。 我覺得他的外表是很資產階級化的。 舍勒和凱澤林是很富表現力的。 在柏林我準備著我關於宗教哲學的書，我從柏林的國家圖書館借了很多書，並且重讀了整個的文學。 １９２３年在柏林我寫完了《新的中世紀》的草稿，它被認為是很成功的著作。《新的中世紀》被翻譯成１４種語言，人們寫了很多文章來評論它，這是一本小冊子，在其中我力圖思考我們的時代和它的災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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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它使我在歐洲成了知名的人。 我不想抬高這本小冊子的意義，但是在這本書中我實際上有很多的預見和預言。 我強烈地感受到歷史的裁判，這對我來說是矛盾的，因為我受到不喜愛歷史的折磨。 當很多外國人把我主要看作《新的中世紀》的作者時，我並不高興。 按實質來說，我寫書有重大的意義，它並不比使廣泛的學派普遍接受的意義更小。 在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