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最後的日子即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的冬天，德國的氣氛成了沉重的和災難性的。 在我的房子裡按老傳統舉行了集會，會上討論了不同的精神問題。 很多年輕人參加了，其中有些人並不使我愉快。 指出這一點是很有意思的：當時在柏林也還感覺不到俄國僑民和蘇俄的絕對斷絕，我珍惜這點。 有可能舉行僑居國外的作家和蘇維埃作家共同參加的文學集會。 那時還存在第三種範疇——流亡者。 在巴黎則已經感到很大的隔絕。在柏林的兩年時間的生活是我在西方生活的前奏，只是在巴黎我才完全進入西方生活，我才在開闊地帶開始了與西方領域的頻繁的交往。 我是帶著自己的俄羅斯思想來到西方的，但是這些俄羅斯思想同時又是廣博的。 按人生觀來說我一直是廣博的，而同時這種廣博的思想又是俄羅斯的思想。我是西方文化的人，甚至可以說，西方文化對於我是內在的，我對西方文化也是內在的。 我帶著怎樣的俄羅斯思想來到西方的呢？
我想，首先，我帶有歷史裁判的世界末日論的感覺，這對西方人和西方的基督教來說是格格不入的，可能只有現在才在他們中喚醒了這些。 我帶來了自己的思想，它產生於俄國革命的災難之中，產生於俄國共產主義的終結性和超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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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２自我認識
性之中（俄國共產主義提出但並不解決基督教的問題）。
我帶來了自己的歷史上基督教危機的意識。 我帶來了個性與世界和諧的衝突意識，個人與社會的衝突意識，這些在歷史範圍內是無法解決的。 同樣帶來了俄國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