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精神，渴望實現社會正義，為了這個理想可以貢獻自己的全部生命。 我還十分喜歡菲多托維依——具有很多才能的人，思想很細緻，熱愛自由；格爾申克倫——有很高的文化，很具個人特點的人；莫楚利斯基——很有天賦的作家，在理解別人的思想、評價別人的作品上有特殊的才能。在西方我所結交的朋友中應當回憶可愛的利伯，他有特殊的才幹，是瑞士的神學家，同時也是社會學家。 他對俄國和俄國人愛得著迷，他有一個神奇的俄國圖書館，他請人稱他為菲多羅。 依萬諾維奇，雖然他是法國人。 和他的交往是真摯的、無條件的。 在他那裡有俄國式的模糊。 他是一個具有豐富知識和智力興趣的人，同他談話非常有意思。 他對俄羅斯思想的態度是令人感動的，他在巴爾特和俄國宗教哲學中間感到被扯成兩半。他是我們家的朋友，回憶他使我高興。同樣使我高興的是回憶牧師波爾，他寫了論述我的書。 我感謝他高度評價我的思想。我與這些人實際上是思想一致的。 在我的家裡，經常集會和討論精神結構以及與之有關的社會問題。 通常人們在我這裡都覺得很好，很舒適，但舒適不是我創造的，而是我的親人們創造的。在被放逐的年代裡，我們在晚上大聲地讀書。通常由莉季婭來讀，她讀得很好；然後是若妮重讀，幾乎讀遍了所有的俄國文學作品，這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歡樂。 我們也讀希臘的悲劇、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狄更斯、巴爾扎克、司湯達、布魯斯特和其他人的作品，在大量的閱讀中我特別深刻地感受到反映佛羅斯自發力量的俄羅斯文學的固有特色和特殊性。 當把俄國人和西方人加以比較時，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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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自我認識
為俄國人的非決定性、非目的性、沒有邊界、揭示無限、幻想性而驚奇。這可從契訶夫的小說的每一個主人公身上看到。西方人被釘在一定的地方和職業上，他們的精神形態是僵硬的。１９世紀的俄羅斯人是荒唐的，但卻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在我的生活中還很多次地收到人們，主要是婦女的奇怪的信，在巴黎時期連續１０年都收到一個離奇的女人的信，她的真正名字我一直不知道，與她會面只有３次。 這是一個很智慧的、有才幹的和有組織能力的女人，但是又近於無理性的。 另外一些來自國外的通訊都帶有沉重的性質。 這是特殊的交往世界。我發覺某些俄國人對我的態度是有假象的。 這些人對我表現了比實際上更多的觀點一致和更多的愛。 在不同意的情況下，很多人避免與我爭論。 這部分地可以解釋為：在爭論中我很尖銳也很暴躁。 當然並不僅由於此。 另一些人則長久地努力保持與我外在的一致，而實質上與我在生活的基本評價上是有分歧的。 通常人們指責我很“左傾”
，我認為這個述語是有條件的和具有一定內容的，我對於僑民中佔統治地位的講究膚淺的體面的意見（實際上是醜陋的不成體統的意見）的態度是“左”的，但是希望按實質解釋它。 我將把這種見解稱為“左的”
：認為人的最高價值、所有的人，潛在的個性都要服從被稱為集體的、超個體的現實的人，即國家、民族、經濟威力。 我將稱這種見解為“右的”
：它強調，在實質上，用國家和它的威力、民族和民族財富、專橫的教會等等的集體的現實來奴役人，奴役生命的實體（特別是能感受痛苦與歡樂的實體）。
我稱社會組織和社會博愛凌駕於人道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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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５９２
之上為“左”
；把否定和貶低人道、否定和貶低社會組織高於接受傳統力量的殘無人道的現實集體的原則的稱為“右”。
人應當是“神學中心”的，並且建立在上帝本源的基礎上；社會則應當是“人類中心”的，並且將自身建立在人道的始原基礎上。社會中的神學中心主義導致神權政治對自由的否定，在極權主義的國家裡重複著這種謊言。 我的這些思想是非現代的，反對時代的，因為現時代是站在否定人道的旗幟下的，甚至為殘無人道所陶醉，我不想成為當代的，我認為當代是可恥的。 黑格爾奉若神明的時代精神一直包含著欺騙和惡的基質，因為時代在一定的意義上就是欺騙與惡。 時間在人之中，而不是人在時間之中。我已經講到由於外國的東正教而產生的苦惱，這種苦惱我在西方呆了多年之後仍未消失。 當莫斯科的宗法制教會與由葉夫洛金都主教主持的國外的東正教會發生衝突時，我堅決地附合莫斯科教會，並寫了激烈的文章《俄國教會的哀號》，這給我帶來了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