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衝突。 應當鄭重地認識基督教，我認為它是被曲解了的，是被用來適應某些人的利益的。 我不斷地受到衝突的折磨。 當菲多托維依因在《新俄羅斯》上發表“左”的文章而想離開神學研究所時，我和他的衝突達到了特別尖銳的程度。 官方教會的平庸醜陋和奴隸的面貌已經相當地傷害了我。由於和菲多托維依的糾紛，我在《路》上發表了一篇尖銳的文章：《在東正教中存在著良心的自由嗎？
》，這篇文章使我和神學研究所的教授們發生口角，並且給《路》製造了麻煩。 這是很多的插曲之一。 我一直用戰鬥來保衛精神的自由，在這個問題上是不妥協的。 當僑民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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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在我十分勇敢的攻擊下成為膽怯的意見時，我顯得很可笑。 這種情況是預先就決定了的，因為對我來說，僑民的公眾意見，甚至一般的公眾意見簡直只具有極小的意義。 但是我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視為無，並且輕蔑公眾意見與它鬥爭，並不是由我自己的某種力量預先決定的，我一直受到易卜生的《人民的敵人》中施托克曼醫生的話的鼓舞，他說：“誰獨自地站在生活的道路上，他就是最有力量的人。”
對於所有的思想指向和思想體系，我都很敏銳，特別是對於極權主義，我有能力深入其中。 我以很大的敏銳性深入於托爾斯泰主義、佛教、康德主義、馬克思主義、尼采主義、施泰納主義、托馬斯主義、德國神秘主義、宗教正統思想、存在主義哲學，但我不能與它們匯合，我始終是我自己。
G當我被逐到西方時，在歐洲知識分子中佔優勢的是反對浪漫主義及一般地反對１９世紀的狀態。西歐的知識分子鼓舞著古典主義、客觀主義、對感情生活的敵視、組織性與秩序、人對權威的服從原則，最擔心精神上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的無政府主義。與這種情況相適應的特點是，天主教中的托馬斯主義、新教中的巴爾特學說都向往藝術中的古典主義，到處尋找客觀的秩序，討厭無秩序地創造的主體性。 １９世紀要對各種形式的無秩序負責，它是萬惡的。對浪漫主義的反動特別表現於法國，這種反動在它那裡已經開始很久了。浪漫主義被認為是革命的根源，莫拉斯反對浪漫主義是富有戰鬥性的，儘管他自己過去是君主專制和古典主義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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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是拉塞爾關於法國浪漫主義的著作，這本書的觀點是不公允的，令人不愉快的。 謝依爾的書也是如此，它到處都發現浪漫主義，把所有他不喜歡的東西都稱作浪漫主義。托馬斯主義者也反對浪漫主義，盧梭被認作歐洲浪漫主義的根源。由他引出了所有的不幸。但是，沒有任何比浪漫主義這個詞更加不確定的了，確定浪漫主義非常困難，我努力深入理解對浪漫主義的反動的特點，對此我是厭惡的。 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對浪漫主義的反動實質上是對人類的反動，是對人的激情與人道的反動。 浪漫主義激勵著人的精神生命，它承認、揭示與發展人的熱情洋溢的本性。我不很喜歡盧梭，他的書對我來說一直是枯燥無味的，他的思想缺乏敏銳和力量。 同時，我也想不到他是歐洲浪漫主義的主要根源。但是，盧梭在歐洲的人的問題研究的歷史上有很大的功績，如同浪漫主義一樣。他為了擴充套件人的精神生活，為產生新的感受性作了很多事情，使人的“本性”
的真理能夠起來反對文明與社會中的非真理。 在盧梭以後，在１９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以後，出現了新的精神，它更加複雜也更加自由地發展精神生活。 人越過了對客觀秩序的恭順而表現了他的主觀世界的豐富。 與此相適應出現了長篇小說的罕見的發展和音樂的繁榮。 恢復浪漫主義之前的客觀秩序就意味著恢復凌駕於人的精神之上的可怕的暴力。 在歐洲人的命運中，浪漫主義意味著主體與客體的斷裂，它是不可避免的必經之路，真正的新的世界只有在主體的深處才能創造。 另外的世界只能是暴力的反動、虛幻的客觀秩序的製造。對我來說這是和自由的課題聯絡在一起的。 我一直準備捍衛浪漫主義，但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在這個詞的精確與典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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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浪漫主義者。還要說說１９世紀與２０世紀的斷裂問題。對於人，對於人類社會，對於時間的本性，否定先前的世紀，否定先前的一代是一般的特點，時間是很不可靠的，忘恩負義的，很不高尚的。然而，我們要嘗試“客觀地”
談談這個問題。２０世紀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