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呀，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做馬牛，我要把身體搞垮了，那是本，那是利呀，我放寬心就是了。”
可是說歸說，做歸做，大柱子爹就是放不下，極力想把這件事情忘掉，可是哪能忘得掉呢，那件事情還是經常像小老鼠一樣啃噬著他的心，達到了文人們所說的，“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地步。
他聽人說，執迷於某一件事性情的時候，要分散注意力，就要做其它事情，讓自己沒有空去想那挖心的事情，於是本來不是太喜歡下棋的他，也和別人下起了棋，可是有什麼用呢，還是分散不掉。明明是“車走直，象飛田，馬走斜，炮打隔子連，小卒子過河勇往直前”的基本走法，可是他常常把炮當車用，把車當炮使，搞得他的對手們哭笑不得；他到老龍河桃花塢去拾棉花，卻跑錯了地塊，跑到和大柱子家臨邊的嘮叨媽家地裡去了，拾了半天白拾，還被嘮叨媽搶白了一陣子，“大山那，也不七老八十的，怎麼就糊塗了呢？要是過去生產隊，也可以給你記幾分工分，要不，今個晚上到我家吃吧。”在和別人說話的時候，正說著說著別的事情，他會冷不丁的冒出一句像魯迅筆下祥林嫂一樣的話來，“是的，我傻，我真傻，我怎麼會信那個老女人的，人家女人是頭髮長，見識短，我怎麼一個大老爺們，頭髮不長，見識也短呢？李大山呀，你不是白活了嗎？”
夢裡吃糖想著甜，說著容易做起來難。這大概就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知和行的嚴重分裂，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有人說，最遠的距離就是由知到行的距離，這話一點不假。在解放前，農民們津津樂道這樣的幾句話，“房是招牌地是累，攢下銀錢是催命鬼。”鄉間無論貧富的莊稼人，都把這句俚語口歌當經念。當某一個地主或者財東被土匪搶劫了財寶，又砍掉了腦袋的訊息傳開，所有聽到這訊息的男人們和女人們就會慨嘆地說出這樣的話來。人們用自家的親身經歷或是耳聞目睹的許多銀錢催命的事例，反覆論證這句話的正確，可卻沒有一個人能真正身體力行。大都是興味十足甚至幸災樂禍一番之後，很快就置自己剛剛說過的血淋淋的事例於腦後，又拼命去勞作，去掙錢，去迎接催命的鬼去了，在可能多買一畝土地，再添一座房屋的機運到來的時候，他們絕不錯失良機。看來物質的誘惑是遠遠勝於那些勸人勸世的蒼白的理論的。
在過去說大鼓書盛行鄉間的時候，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說“酒、色、財、氣”這四樣東西的壞處，什麼“酒是穿腸毒藥，財是攔路的猛虎，色是刮骨的鋼刀，氣是惹禍的根苗，”可是誰照著去做呢。每逢誰家紅白喜事，總是有人喝得狗熊認不得鐵杓子；每個人都還是終朝只恨聚無多；遇到漂亮的女人，一個個都還是躍躍欲試；一句話不投機，就白臉漢子變成了紅臉漢子，甚至大打出手。
瞭解了這些鄉村的文化背景，就不難理解李大山回答大甩爹話，是那樣的開明，後來又為什麼得了神經病的緣故了——知道了很難做到。
還有一個原因，鄉村裡的老人，大都是為著一個虛無飄渺的名聲而活著，特別是子女問題，他們以為，給兒子帶上媳婦，讓閨女找個婆家，他們就完成了一輩子的大事，對自己的生命就有所交待了，就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不負祖上的列祖列宗恩澤了。他們前半生生龍活虎的幹這幹那，都是為了這個終極的目的，所以為了給兒子娶上媳婦，許多農村人不惜債臺高築，蓋房子，下彩禮，樂此不疲。他們也未嘗不知道，許多兒子都是娶了媳婦忘了孃老子的，許多媳婦都是過門三天，就巴不得他們老人死去的，可是他們還要這樣做。哪怕兒子結過婚之後，就把他們攆出家門，沿街乞討，他們也還是願意這樣做，哪怕自己拉個打狗棍要飯，他們也覺得心安理得，不會被人嗤笑，他這一輩子任務完成了。反之沒有娶上兒媳婦的，一天三頓魚肉吃著，大瓦房住著，也覺得臉上無光，內心裡面空蕩蕩的。這也是中國農村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他們不以自己的快樂為快樂，而是以兒孫的快樂為快樂，以是不是完成了自己的基本任務為快樂。明白了鄉村的這種特殊的文化背景，也就不難理解，大柱子爹在嫦娥被帶走，大柱子找媳婦無望的情況下，大柱子爹精神徹底的垮下去的心理因素了。
人們都是在希望中生活的，一旦失去希望，生活就會變得枯燥無味。有人說，一個人假如壽命五十歲，他預先知道了，他絕對活不到五十，你告訴他只能活到六十，那他絕對活不到六十。為什麼，心中沒有希望呀，希望在，生命在，希望滅，生命滅。這大概也就是人們在所有的人中大都喜歡小孩，在所有的花中，人們喜歡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