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路線。所以他發言要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
回到部隊後，他按照中央書記處的傳達大綱進行了傳達，但他又加了三條原則：一是保障和加強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二是保障工、農成分的絕對優勢；三是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傳統，保持學習制度。彭德懷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的一邊，表現了他對毛澤東的信賴。後來國民黨派了高階聯絡參謀去八路軍總部。對此，彭德懷牢牢掌握毛澤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經常教育部隊：紅軍雖然改編了，但紅軍的革命性質、紅軍的本色不能變，黨領導軍隊的基本原則不能變。
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彭德懷再一次態度鮮明地批評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正如他自己多次所說：他從多年實踐中深刻認識到毛澤東的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的正確性，因而執行毛澤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就自覺得多了。
以後，他熟練運用毛澤東的“又鬥爭又聯合”，“有理、有利、有節”的戰略戰術，指揮了多次反日寇“掃蕩”的戰鬥，領導指揮了如“百團大戰”這樣重創日軍、振奮全國人民抗日熱情的偉大戰役。
毛澤東拿到百團大戰的戰報時異常興奮，當即回電：“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
9 月10日，中央書記處指示八路軍、新四軍應仿效華北百團戰役先例，在山東及華中組織一次至幾次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對敵進攻行動。
這次百團大戰發動之隱蔽，指揮之巧妙，作戰之英勇，群眾支援之熱烈，均在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光輝而富有特色的一面。後來在七大期間，彭德懷向毛澤東說：“百團大戰後期，在反掃蕩戰鬥中，太行山區有兩個旅打得比較苦些，傷亡也比較大些。”毛澤東說：“鍛鍊了軍隊。”
彭德懷又說：“華北抗戰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毛澤東說：“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什麼基本上。”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又悍然發動了全面內戰。1947年春，蔣介石的全面進攻失敗後，被迫改為向山東、陝甘寧解放區重點進攻。當時的西北戰場，敵我力量懸殊，敵兵力24萬，而且裝備精良。我軍只有2。5 萬人，武器是手榴彈、步槍及少數機關槍，而且子彈奇缺。黨中央毛澤東分析了此種情況後決定：暫時放棄延安，給胡宗南一座空城，讓他背起“包袱”。我軍則利用陝北的群眾基礎、地形特點，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逐次地削弱以至戰勝消滅敵人。
3 月12日，彭德懷從前線回到延安，向毛澤東彙報了南泥灣、金盆灣、臨鎮等地前線部隊防務情況。他強調了三點：一是部隊彈藥太少，需要儘快解決；二是中央和延安各機關疏散速度要加快；三是立即建立西北戰場的指揮機構。
他說的第三個問題，正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要研究解決的問題。此時彭德懷很誠懇地對毛澤東說：“在賀龍同志未來延安前，陝北幾個旅、後勤人員也不過2 萬人，是否由我暫時指揮。”
毛澤東握住彭德懷的手說：“很好。老彭啊，在危難之時，你總是把重擔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你這是臨危請命，為黨分憂，肝膽昭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們三個人都同意了，回頭再召開一個會，作出決定，再正式任命。現在你可以先開展工作了。”
西北戰場從黨中央毛主席撤出延安至瓦子街戰役，我軍在特殊困難又特殊有利的條件下轉戰陝北，黨中央毛主席一直沒有離開陝北，每次重要戰役，彭德懷都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告請示。同時他又以其長期的戰鬥經驗和對革命對毛澤東的無限忠誠，神機妙算，指揮若定，出色地實現了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思想。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毛澤東為西北戰場選了兩個極好的統帥——彭德懷和賀龍。他們一前一後，緊密配合，相互支援，共同寫下了西北戰場的勝利史詩。正如毛澤東在“小河會議”上所說：“彭老總、賀老總，你們兩位，一個在前方，一個在後方；一個當韓信，一個當蕭何。”毛澤東對彭德懷在西北戰場的功勞大加讚賞，而且對他們倆的合作非常滿意。他曾多次說：在保衛陝甘寧和解放大西北的整個時期，彭老總和我合作得很好。
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在制定第一野戰軍向西北進軍的部署時，總攬全域性，為加強一野的兵力，決定將原華北野戰軍第18、19兩兵團劃歸一野。
其實，這一重大決定早在1949年3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期間就已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