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英國密碼無線電報的正式文字，在四天前從倫敦發出時被陸軍情報局截獲。破譯（截獲的英國秘密信件！）的副本在二十四小時之前已送交國務卿，用的標題是：“為了保護情報來源，不要向英國人透露你收到過下列材料。”這是一個事例，陸軍部的先生們可以事先看到“別的先生的信件”而感到心安理得。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英國情報機構對東京意圖的一致看法是：“日本將作最後的努力求得同美國達成協議。有關是否採取動用主要力量的侵略行動的決定，要在會談失敗之後作出。”他們的結論是：“如果作出這種決定，泰國可能將是第一個目標，是在重大的衝突中招致危險性最小的。。。對俄國採取行動很可能要推遲到俄國在遠東的地位遭到嚴重削弱之後。。。中國的戰事在與美國沒有總協議的情況下將繼續下去。。。早日向緬甸公路發動襲擊是不大可能的。。。”
陸軍部長看到這些材料一定感到十分放心，也會使國務卿解除憂慮，他擔心繼續談判將威脅到中國人。至於總統有什麼反應就只能推測了——因為這兩個檔案在送到羅斯福的辦公室之前肯定並未遺失。總統的心腹助手、機要秘書埃德溫·沃森少將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把這些檔案退回陸軍部，前面附有他的措詞極為隱晦的短函：
親愛的部長先生，
隨函送上英國人的估計和您星期二下午送呈總統的報告原件。
我們是在一位極其顯赫的先生衣服內層的口袋裡及時發現這份檔案的。
我是您十分忠誠的
“老爹”·沃森＇簽字＇
人們很難相信史汀生的說法，他說他那封談到警衛森嚴的“魔術”小組材料和內中有截獲的英國情報的絕密信件並沒有送到收信人手中——特別是由於信件是總統最信任的助手、主管他在白宮的私人辦公室的人退回的。因此可以作出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這位“極為顯赫的先生”不是別人，正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自這種猜疑還有進一步的道理，因為原件以及那封奇怪的短函並沒有歸入史汀生的白宮公函檔案。不知是事出偶然，還是由於另有考慮，這兩份檔案都埋藏在有關菲律賓的數量龐大的一般信件中間。可是，陸軍部長與總統的往來信件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檔案裡卻有第二封信用複寫紙列印的副本。信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告訴羅斯福，他隨信附上“有關日本人從上海向南推進的另一份備忘錄”，還附有英國方面的估計。史汀生很細心地為檔案加了註釋，“這份檔案己把原來的口頭材料大加壓縮。”把這兩個備忘錄作個比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試圖加上這一行字來增強第二個備忘錄原有的緊迫性。“後來收到的報告表明，這項行動已經付諸實行，有人在臺灣以南見到了這些船隻。”可是陸軍部長顯然是在那天上午與軍事情報機構透過電話之後匆匆寫下的記錄中，他明確地寫道：“自從這五條船的船長上次從上海發來報告後，未收到過各位出海船長新的直接報告。”
而且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已經加蓋印章歸檔，原件是奎克中士的手筆（填寫的），還細心地加上收信的時間是十二時二十分。在這份檔案的上端有鉛筆寫的附註，“要看全份材料（？）請看白宮檔案”。
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非要說總統未曾收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報告原件呢？其中透露的只不過是日本人在執行預定的行動計劃這種並不十分驚人的訊息。史汀生傳遞同一情報的電話和副本在送到後的當天就被退回了——這些訊息促使人們放棄為同日本人達成協議而作的任何進一步的企圖應該是很驚人的——說明這麼做很可能起了方便的偽裝作用。顯然，假如陸軍部長有關那一天的事情說法能夠成立，就不會有這封信的兩個副本仍然留在總統的檔案裡了。史汀生認為這些檔案特別重大，從這些檔案被深藏在他的最機密的檔案菲律賓檔案的卷宗裡而得到證實。可是他的“公務”日記裡關於羅斯福如何“勃然大怒”的事是在一九四六年國會提出珍珠港事件報告時才公之於眾的。
於是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總統和陸軍部長編造了一個似乎有道理的故事，用來隱瞞那天早上送到總統早餐托盤上的那份情報的真正性質和來源。既然史汀生的說法特別與據說是一份未曾投遞的某個報告的情況密切相關，就說明對從陸軍和海軍渠道得到的、可能說明日本意圖的其他情報就更不受重視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魔術”小組截獲材料說明，入侵泰國的行動在即；同一天有訊息說，看來是運送部隊的船隻在臺灣南部集結，而前一天荷蘭的一艘潛艇發現一支遠征部隊乘船向帛琉群島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