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的一些研究（由韋林頓？ 常、約瑟夫？ 埃什裡克、查爾頓？ 劉易斯、瑪麗？ 蘭金、愛德華？ 羅茲等人進行的），查明瞭新的地方領導人員的多樣化：紛紛登場的有作為工商家的官吏、思想上傾向維新計程車紳和報館文人、滿腔激情的青年軍官，還有精力充沛的保守派。這個新領導階層的大部分人仍在原有秩序的範圍內發揮作用。
瑪麗？ 賴特指出，新中國這些激動人心的社會大事還伴有“恢復主權”的要求，這實際就是要求廢除整個不平等條約體系。在20 世紀頭10 年，北京竭力重申它在東北、蒙古、西藏和南部邊疆享有主權，這至少像清朝一樣，代表了中國的綱領。但革命黨人也像清朝方面一樣，由於一些非常實際的原因，避免強調反帝國主義這一主張。“外國勢力的無所不在”是中國政治舞臺上一件主要的事實：不僅是通商口岸和長江上的英美炮艇還在遊弋，而且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和內地各省都有英、美、日本和歐洲的企業。這是一股無孔不入的勢力。例如，當時中央政府的大部分稅收剛夠償付1895 年對日賠款和1901 年義和團賠款所借外債的利息，而該還的本金絲毫沒有減少。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人生活的這種半永久性干預的陰影下，革命運動的目標集中於反滿滅清，比集中於反帝國主義更顯得方便些。總之，說來奇怪，革命運動的奮起大部分是受海外鼓勵和幫助的。在20 世紀初期，孫逸仙和他的革命同志利用日本作為基地，便於在留日的幾千名中國學生中網羅一些理想主義者和冒險家。既然有新的一代青年學生正在紛紛前往東京，孫的主要問題是怎樣給他們提供思想領導，而不僅僅是密謀組織造反。由於他本人並不是熟讀經書的文人，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他在1905 年第一次提出的三民主義，至今仍是國民黨的教條。這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其中包含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頗為模糊的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亨利？ 喬治所提出的沒收地價的未來增值部分以達到“平均地權”的思想。1905 年，孫在日本人的幫助下把東京各種不同的留學生團體合併在一起，把他自己的革命會社同湖南、上海和別處的領袖合成一體，成立秘密的革命聯盟“同盟會”。在第一次會議上，粼刃名會員誓死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這一更強大的新組織繼續用傳統方法進行秘密活動。會員只讓別人知道他的號碼，彼此用口頭而不用書面聯絡。他們用一些暗號來表明彼此的身份，比方說用大拇指和另外兩個指頭舉茶杯。1905 年，他們以日本為基地，開始出版一種月刊《民報》，定期偷運2000份到中國，以鼓動學生的不滿情緒。到1911年初，他們已經策劃了10 次革命起義，但都歸失敗。
由於這種顛覆運動增加了力量，清政府就設法給予打擊。1906年在湖南的革命起事失敗了。來自北京的外交代表要求日本政府不再庇護革命黨人。革命黨人內部又發生了分歧，有人反對孫本人，使他終於被日本人驅逐出境。後來他在河內設立總部，又被法國人驅逐。到1909年，這個組織有渙散不振的危險。它所策劃的起事都失敗了。
革命黨的領導人物。1911 年4 月廣州的一次革命起事被撲滅，犧牲了72 名烈士。這是第10 次失敗。下一次的秘密計劃打算於1911 年10 月在漢口實行。因偶然事故密謀被發覺，不得不提前在10 月10 日起事，以後把那一天作為民國誕生的國慶日“雙十節”。這是使其他大多數省份發生類似起義的訊號。滿清的天命已盡，各省紛紛宣告獨立，其帶頭者的成分主要是兩種：掌新軍的總督和省議會中紳、官、商界的領導人物。這些人比同盟會的年青革命黨人有更多實力，也較為保守：，反滿運動席捲全國，很少流血，但推翻清朝的不費力氣的勝利是靠不住的，因為不久就發現，參加運動的許多人多半不是為了革命，而只是為了反對滿人。孫逸仙及其許多革命同志的支援力量，主要來自海外華僑中的新商人，以及國內新學生和軍官階層中的部分人士。在揭竿而起時，他們加人了國內一個更大的運動，這就是各省謀求自主，特別是謀求經濟發展方面自主的運動。在這個問題上，活躍在省議會里的地主士紳與商界領袖人物聯合一致，反對清政府企圖從上而下實行為時已晚的改良工作。各省自主與君主集權這整個問題早已在各省洛議局和北京資政院裡提出過。這場爭議又因鐵路問題、特別是為修築漢口到四川鐵路的籌款問題，到了非攤牌不可的地步。在這鐵路問題上，各省領袖聯名發表宣告，公開反對北京鐵路借款協議裡所含外人控制的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