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們到了去Kamburi的火車站，並在那裡從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點。後來我們離開火車站去Kamburi，並在下午4∶30到達。我們離開車站，步行1公里到達一個日本士兵嚴格把守的營地。我們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議拿必要的東西來建自己的帳篷。我們在Depoh吃了飯。我們在那裡待了4天，直到醫檢結束。第二天，我們從下午6點到下午10點走到工作地。天氣很糟糕，我們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點，我們又步行，直到11∶30到達目的地。日本兵給我們提供醃製的魚作為食物。由於飢餓，我們就吃了。然後我們被命令分為30人一小組進行工作，並被督導著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帳篷的繩子或帶子、斧子、烹飪裝置、米和水等。等一切都準備好，已經是晚上10點，而到11點才給我們飯吃，才讓睡覺。
第二天，我們被分成一組15人的小組。我的小組負責砍樹，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樹拖到河邊。我們搬到另外一個地方。由於我不會講日語，所以當我索要薪金的時候，日軍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此後，我就集中了20個人，準備離開軍營。當我們跑出5英里遠後，一輛軍車追過來。我們又被捕了。我們的手被繩子扎著，並受盡了虐待。
當我們生病的時候，我們頂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藥是沒有的。病人被送入稱之為醫院的小屋，屋裡躺著沒有掩埋的屍體。那些生了病但還能走的人被要求幹活，沒有生病的人則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後把木頭扔進洞裡，把屍體放在木頭上燒，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燒掉了。
在日本佔領後直到1945年投降，這樣悲慘的故事還有許多。在戰後，我們從馬來西亞來的人被白人集中起來，送到曼谷。有個叫T。W。T。Bank的軍官對我們照顧得很不錯。我們在那個營地待了3個月，然後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後來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們在Island待了4天。我們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證，我們在那裡的出庭時間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後來，我們離開新加坡回到馬六甲。離開新加坡的時間是上午9點，到達馬六甲的時間是下午5∶30，一路的環境很糟糕。至此，我從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國建築死亡鐵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馬來西亞，我的勞役時間為38個月，但每月一分工資也沒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難者（投訴人）：
Ibrahim Bin Jai，男，82歲，身份證號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郵政編碼53100。日本人來時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訴內容： 日軍佔領下的馬來西亞，1943年OGOS月，我被當地人和日本的負責人強迫去泰國修建死亡鐵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員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強迫我們從Tampin坐火車到了泰國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經強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後，我們步行到達了Bampong。他們不給我們食物和水，我們非常飢餓。你不能想象我們受的傷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從Bengkok帶走，並在1946年的6月11日帶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後，我又被用火車送回馬來西亞的Tampin火車站。從Tampin到我的家鄉，我由Pos Office Van陪著。到家後，我激動地見到我的家人，但心裡也充滿了憂傷。這些是我在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期間的1942年的悲慘遭遇。我認為日本政府應該作出合理賠償。
投訴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呂威
117． 蒙難者（投訴人）：
呂毓良（呂威），男，73歲，退休的鋤草工人，祖籍廣東。身份證號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郵政編碼81000。日軍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