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來了。
我當時僥倖，拾回一條命，章被蓋在身上的汗衫上，那二三十日裡，每天都小心翼翼，穿著“檢”字衣出入，連洗澡時，也先把衣衫脫下收好，不敢碰到水。直至穿髒了，又剪下“檢”字，放在口袋中，隨時準備日軍截查，用以保命。攜帶“檢”字出門的日子，持續數日，弄得人心惶惶，驚恐不已。
檢證期間，傳說島上有六七處電燈柱上掛了人頭，我親眼見到一個黝黑、血淋淋的人頭，掛在丹戎百葛火車站對面，即是現在PSA造船廠外面的電線杆上。日軍在檢證期間，為了懲戒市民“不許違抗”，用殺雞儆猴方式警告市民。
衝 擊 事 件
我的出生日期並不很明確，因9歲喪母，父親又不記得我的生日。1942年，登記上載14歲，而父親說我應該是16歲，我之所以參加抗日的動機出於一件難以泯滅的目擊事件。
李樺卓先生站在実龍罔路，指出當年他14歲，日侵新加坡時目擊日本士兵射殺老人的現場
日軍入侵那年，有人分派給我們日本旗。我當時逃難至山芭、碧山一帶，我們村民被令列隊歡迎日軍從Johore（馬來西亞柔佛新山）渡過長堤入城，傳說英軍已投降，要我們觀看日軍騎腳踏車進入市區，浩浩蕩蕩，長驅入城，這景象令我感到極大恥辱。
不久，我又避難至梧槽大伯公附近。有一日，我到火城，朥明拉街附近，經過與実龍岡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日軍在該處設了崗哨，有一兩個日本兵在值班，拿著長槍。人們每當經過這個十字路口，都要誠惶誠恐，彎腰鞠躬而過，那時日軍剛佔領本島，很多人尚不習慣這種禮儀。
當時有位老人，好像剛剛自坡底購糧食歸來，騎著腳踏車，他也許太緊張，也許忘了，卻突然記起要鞠躬的事，正想從車上掙扎下來，就在這一剎那間，日本兵士對他呼喝了一聲，隨即舉槍，對著老人扣動扳機，老人應聲倒地，鮮血直流，老人完全沒有辨白餘地，就這樣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腳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這一幕，氣憤得想隨便在身邊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擊該日本士兵，以替老漢報仇。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從坡底買糧食歸來，久候不歸，心情該是如何焦慮不安，思及此處，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組織之決心。
參加抗日組織遭拘捕下獄
我家共有父親和三個兄弟，長兄很早便潛入馬來西亞，參加抗日組織，在馬來西亞淪陷不久便遭日軍殺害。（父名李焯輝，犧牲時50歲）。
老人被射殺事件發生後，我要求二哥（李榮卓）介紹，加入地下抗日活動，二哥便叫我與一位派送《抗日陣線》報的會員聯絡，那位會員叫我學習看懂這份報紙報道的活動內容，每次閱讀完畢，再將此報傳給他人閱讀。
大約一年後，二哥被捕犧牲，父親在二哥逮捕後受株連，慘遭殺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處組織名字及工作內容，我只與其中一人直線聯絡。二哥殉難後的兩三個月，便輪到我也被日本憲兵隊跟蹤並拘捕。
地點在福建街，憲兵隊來了五六個日本軍人，穿便衣，把車停在離我住的舊店屋約50米外，我由兩個便衣以肩胛夾持上車，押到奧思禮崗（Oxley Rise）的日軍憲兵行刑所，是一棟大洋房。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2）
我們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殺害，是由於一位抗日組織的頭頭當兩頭蛇，把我們的名單出賣給日軍，以換取自身安全，此人現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賣，被捕犧牲。
拘留所的拷問
我被關押在拘留所中，憲兵輪流審問，日本兵喝著咖啡問道： “快把事實全盤供出！”
我回答： “什麼都不知道！”當然也不願說出同個組織的人名，我不想連累他人。日憲兵問得多，毫無答案，便開始動怒，咖啡喝完後便開始行刑，諸如： 拷問，用電流電擊雙手，捆綁雙手吊起，特別是電擊最痛苦，痛得全身顫抖，冷汗直冒，暈死過去。這樣反覆折磨多次，最後都帶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點與拘留室分隔，設在不同的建築物裡。
拘留室中有其他數人共同關押，每個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來，有的被灌水，有的被電擊，然而都是極其殘暴的手段。我們被關押在裡面，最怕聽見憲兵的穿著軍鞋的步行聲，簡直膽戰心驚，聞鞋聲色變，每回聽見，便想不知誰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採用什麼刑具，恐懼萬分。
在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