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難者盧塔，原籍福建省大田縣人，遇害時僅43歲。當時，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涼郊外，離市區大約二英里。
“家父為人安分守己，以種植咖啡及水果為生，家境相當不錯。死後留下母親蘇煥、二位分別13歲和6歲的姐姐，一位僅7歲的哥哥，我3歲及一位當時懷胎三個月的弟弟。”
盧永根表示，雖然當時直涼數位領袖，即蘇獻杯、蔡彬、邱光和盧回等試圖出面營救，並於被捕次日前往淡馬魯欲與日本蝗軍長官交涉，無奈當彼等抵達時已經太遲了。
他申訴，日本政府不論何時，皆逃避不了佔領馬來亞時所犯下的大錯。這是因為當時蝗軍所幹的事無法無天，隨心所欲，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勿論。
盧氏亦認為，日本當局必須負起佔領馬來亞時期所留下的血債，在給予蒙難者家屬合理賠償的同時，也必須公開向蒙難者家屬或蒙難者陰魂道歉，以消除這場風暴所留下的仇恨。
（參見本節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報》，曹盛幹：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盧禮憶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軍放火燒死，泣不成聲。
人生最慘痛者，莫過於眼巴巴地目睹至親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燒死。
22歲的盧禮，甫和小他兩歲的愛妻得到愛情的結晶，原可以建立一個幸福的家，萬料不到，他們一家大小，還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殘暴的日寇所殺。
現年73歲住在北幹那那的盧禮在回憶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時，不禁悲從中來，泣不成聲，好久好久才平靜下來。
他說，清晨，大約7時許，他是在前一晚聽了媽媽羅嬌和太太鍾碧華的話，於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裡。他躲避的地點距離村子大約四百公尺，雖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軍放火燒死。
這個沙河芭，距離北幹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圖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盧禮接受日本歷史教育學藝會訪問的還有另外兩名生還者，即現年63歲的阮但和當時年僅4歲的梁慶治。
日本學者一行27人來烏魯槽拜祭殉
難華人公墓時，天地同悲，下起雨來。
阮但當時也是和盧禮躲在芭內，並沒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數。他也和盧禮一樣目睹著家園在一場人為的無情火中燒為灰燼，大部分的村民在鐵騎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見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餘人遭日軍殺害，其中60餘殉難者共葬穴。
現年55歲的梁慶治，當時只有4歲，並沒有跟媽媽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幹那那，所以也逃過劫數。他的母親當時只有37歲，因為在沙河芭幹內，所以也葬身火海。
盧禮說，沙河芭村內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時期村民逃難時種植糧食的芭場，由於當時沒有米糧，所以他們都在那裡種番薯和木薯充飢。每家的成員大約十人或七八人。當時據他所知，屋內只有婦女和小孩，因為大家都以為日本兵只對付男人，不會向婦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們和小孩們，包括他的媽媽、太太，一個四個月大的兒子盧亞狗，6歲的弟弟盧亞文和4歲的妹妹盧亞嬌在屋內。他們都關起了門，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來。
“不久，我看見十多間茅屋都著火起來，原來日本人已經放火燒屋，接著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聲。”在大火中他也聽到槍聲，一小時後，十多間屋子已被大火夷為平地。
辣手殘殺婦孺
他繼稱，不久，他遠處看到大約有20多名日本兵離去，至於他們共有多少人，則不清楚。
他說，等到早上10時左右，當日兵離開和沒有槍聲後，他才敢出來，這時屋子已燒成灰燼，所有的屍體已被燒成焦屍，一堆一堆地，幾乎已成灰，除了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內，一些婦女在日人放火燒屋時，雖然衝出屋外，往河邊逃，但無一能逃過日本兵的槍尖刺刀，都倒在河邊的血泊中。
他說，整個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還者只剩下五六人罷了。雖然，在烏魯槽的華僑殉難公墓，只刻著60多個名字。
他沉思了一會，再接著說，這宗沒齒難忘的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他才從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鍾耀和其弟鍾左的口中，獲悉另一件慘絕人寰、令人髮指的慘劇。
原來，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黃昏，相信日兵是從布萊山蓄水池一帶的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