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苟，現年已經57歲，當年他只不過是個9歲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殺中對他下毒手的劊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後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該絕，給他生還，但是他的至親共有六人卻慘死在蝗軍的槍尖下，此種悲天動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靈創傷。憎恨，畢生不會忘掉。
當年他與父親葉庚，生母鄭娘，父親的大婆黃四，姐姐正娣，弟弟顯房與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養豬種植為生，父親且兼看管庇朥大伯公山——中華義山，在義山的宿舍，他的父親還有一位第三太太陳祝英。
葉苟也證實，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隊日本荷槍腳車隊開到港尾村，父親一早用腳車載香蕉到庇朥市場去售賣歸來。
母親聽說已有大批日本兵開到村內，大家都感到害怕，母親建議離家躲避，但父親反對，他說： “剛才回來時已見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懼。”
父親且說： “我們絕對不能逃跑，否則日本兵生氣會殺掉全村人。”
就因為父親的一番話，我們舉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隊日本蝗軍來到家裡點算人數，說是要發安居證（良民證），吩咐一家人不可離開，說完後離去。
過了不久，另一個蝗軍來到，吱吱咕咕再點算人數，並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種情況下，誰也不敢違抗命令，只好跟著他走。
葉苟說： 到了市鎮，那邊早已集中了許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只有聽蝗軍指示排好隊。
“我看到日本兵都將槍‘三角交叉’置於路上，他們嘻嘻哈哈在飲食。”
日軍吃飽後，不久，一名類似軍官者，在武裝日兵護送下，抵達曠場，與在場的日兵交談一陣驅車離去。
緊接著，在場的蝗軍隊長開始下令，將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隊隊，每一隊十多20人，各由兩名持槍刀的蝗軍帶領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帶去的人都一去不回頭，另帶一批離去，除了聽見慘叫、嚎啕聲之外，就不見有一個村民回來。這時大家才知那是怎麼一回事，這時欲逃不得，求救也無門，只有聽天由命。
大約是中午時候，除了父親緊牽著我的手之外，母親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隊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邊屠殺
葉苟解下上衣，讓筆者見證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
我和父親及其他村民約20人被押到一條小河邊，蝗軍用槍指指點點，令我們僕在地上，父親牽著我不肯僕在同一隊內，但最終也屈服僕在另一邊，這引起蝗軍生氣，槍尖惡毒地一刀刺在父親之背部，並且腳踏住父親身體，將槍刀拔起，父親慘叫，蝗軍獰笑，我則在旁大呼大哭，結果背部也被刺了多刀，我也昏死過去以後其他的同伴當然也都被殺。
直到傍晚我甦醒過來，慶幸自己並沒有死，只見父親仆地動也不動，我哭著去拉父親，但一動也不動，我痛哭。
這時我也看到同來村民的屍體，也看見一名滿身受傷未死的小孩，他就是餘生的楊振華（村長的兒子）。
我們兩人負傷本能地離開現場，不知痛，也不知怕，只怕見到日本鬼。
一路上，只見濃煙密佈，屍體滿山野，遠遠發現有日本兵，嚇得我們又僕在地上，很久以後，見日本兵離去，再起身向村裡行。
在路上遇到一位受傷，肚皮露出恐怖腸肉的負傷婦女，她叫楊玉妹，她說要回家，但已是有家歸不得，結果，我們只好落難，挨著痛苦走到一片膠園，伏在膠房似昏似迷住了兩晝夜，只以髒水充飢。
葉苟說： 第三天，我們為求生存，再次踱出膠林，走向被摧毀的村莊，幸運地遇見一位好心的高州人，他帶我們到他的家，那地方應該是石叻門的木廠，日本兵沒有殺到這地方。
在那邊我們見到很多位身中刀傷，死裡逃生的村民，都是由高州佬採草藥為他們治刀傷。
葉苟指出： 我在高州佬的家裡居住及接受醫治十多日，深深感激高州佬的俠義精神。
葉苟另一個居住在中華義山宿舍的母親陳祝英，已獲知港尾村全村罹難的訊息，但沒有人敢涉足港尾村，心知其夫及一家人可能全部被殺，感到非常悲傷。
十多天後竟然有人傳來訊息，知道葉苟受傷未死，並由高州佬收留醫治，即刻遣人到石叻門將葉苟接到義山宿舍，延醫為他醫治。
葉苟說： 待我的刀傷復原後，陳祝英派出義山工作人員，由我帶他們到父親遇難的河邊，由於事隔十多日，遍野屍體腐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