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當天（1942年3月15日）突然來了一隊日軍。
日軍傳出訊息說要來登記戶口，所有的人必須留在家中，否則作壞人論。
“當時弟弟們在外面玩，也叫回來，以等待登記。”
“姐姐寶英，因為住不慣山芭地方，多日前化妝成老人，跟著牛車到庇朥去了。”
“不久，約有十名日軍到來，押著我們離家，我們完全沒有反抗餘地，任由日軍帶到森林邊去。”
她悲慼地說： “到了山邊，日本兵吩咐我們一線長一排坐下，不得轉頭，而日本兵卻站在我們背後各持尖刀槍往每個人背後刺戮，慘叫聲，救命聲此起彼落，血肉飛濺，一個個應聲而倒，幾乎沒有一人倖免”
馮女士講到此，勾起悲痛心情，忍著滿眶熱淚說： “我的父母，我，我的姐妹都遭同樣之命運也許命不該絕，媽媽與我雖背後中刀，也應聲仆倒，但傷勢不重，很清醒，本著求生本能，媽媽在我身邊，叫我裝死勿動所幸日軍並未發現，倖免加刀。
日軍離去後，我們仍然不敢起身，至到夜闌人靜，母女負傷摸索回到老家。
雖然房屋沒有被燒燬，母親取了一些鐵打丸傷藥，帶我到不遠之地洞敷藥住宿，第二天才移到森林地帶躲藏。
痛定思痛之後，也感到飢渴交織，於是母親不得不出外去尋找食物及清水，可憐媽媽竟然一去不返。
“一日，兩日四五日母親仍然不回來，一定是迷路了，這時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又餓，又怕，一切都完了，心想日本殺不死，這一回非死不可了，悲痛不已，就不顧一切，爬啊爬，爬到森林的山顛，已是有氣無力了。
突然從山腳傳來母親的呼喚聲，還有一個男人的聲音，我抖擻精神發出弱小的回聲，最終，母親在一男人陪同下來救我，相抱而哭，那情況有如再見隔世人。
果然如所料，母親出去找水和食物是迷了路，幸虧遇到貴人相助。
我們母女終於死裡逃生，母親也告訴我，在她去找水時發現不少未死者向山裡爬，不少都死於途中，滿山遍野屍骸，慘不忍睹。
父親，弟弟二人及妹妹四人是無再生之希望了。
過了許久，我們再到當時殺人地方，希望能認出親人之骨骸，果然老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在骨骸發現一枚父親所戴的金戒指，將父親骨骸收拾移葬，弟妹骨骸則不能認出作罷。”
她感慨人生悲慘事，終身難以忘懷，那是日本黷武主義的暴行，人神共憤。
（參見本節案例9）9． 1988年8月18日《南洋商報》，盧有明： 《那段日軍濫殺良民的日子——三位婦女劫後餘生追述慘痛往事》
在港尾村蒙難華族同胞紀念碑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孫建成奔走聯絡之下，又有三位日治時期在森美蘭州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日本蝗軍進行悲慘大屠殺事件中死裡逃生者，前來瓜拉庇朥與眾多有關人士相聚，同時也於8月15日下午，和來自日本的一批民間和平訪問團成員在上述紀念碑，一齊參加一項追悼祭拜儀式。
她們今次趁著參加追悼集會之便，分別向新聞界追述當年慘痛的往事。
白亞銀： 屍堆覓生機
白亞銀，現年55歲，目前是住在柔佛州麻坡，在日治時期她一家六口住在港尾村以耕種為生。
慘案發生時，她的父親白桂雖然乘機會逃走而沒被屠殺，不過母親張亞蓮，姐姐亞妹，妹妹亞香和弟弟炳水，都在日本蝗軍的刀尖下犧牲了，她則在屍堆裝死才逃出生天。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新聞報道（6）
在日軍動手殺人時，她是被先倒下的成人屍體壓著而沒有中刀，不過滿身都染著他人的血漬，當時可能是被嚇暈了，所以不會哭叫。後來醒過來，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動和出聲，結果與被草蓆蓋著的一堆屍體共處了兩日一夜之後，才被一位好心的叔叔帶去他工作的板廠收留一個時期。
白女士指出，當天上午港尾村居民都被召來集中在草場，聽說是要查戶口和發安居證，後來人群都被分批由日本兵押去附近的房屋內，然後才分十人一組，押到屋外的甘蔗頭邊，成人圍成一個圓圈，兒童便站在圓圈內，然後數名日軍便從成人的背後，以槍口的尖刀猛刺，直至斷氣為止。有些小孩子則被日軍以堅硬的番石榴樹枝活活打死。
那時她父親是帶著弟弟被押到另一間屋子，乘日軍沒注意時逃進森林裡躲避。由於她弟弟只有幾歲，父親怕他會啼哭而影響逃走，只好忍痛放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