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逃走。當時其弟弟受重傷，過了多日才逝世。
板廠那位善士除了收留白女士外，還救活了不少傷者，她記得的有陳譚嬌與叔叔，楊振華等人。善士每日口咬草藥為各人敷傷口，又找來衣服和糧食供應，可惜的是她不知該善士的姓名。
案發後數日，她父親在他人的指示下到該板廠找到她，父女重逢，生活清苦，後來瓜拉庇朥的譚瑞源收留她，而她父親也因年老去世，她就一直住在譚家，被當作是女兒般看待，直到出嫁為止。她表示對譚家的恩惠將永生難忘。
（以下為馮梅妹和李英的蒙難情況，略）
（參見本節案例10）
10． 1988年4月18日《通報》： 《死屍堆中尋父母大屠殺鬼哭神號——李輝追述日治時期慘事》
（庇朥通訊記者特訊）46年前，日本蝗軍在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一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一名死裡逃生者，後來移居新加坡，而且已成為新加坡公民的李輝（63歲），欣聞日本民間和平訪問團來到巴力丁宜訪問，同時邀請蒙難者家屬到日本去參加追悼會，特地從新加坡趕到庇朥，出席一項有關會議，同時接受記者訪談。
46年了，往事如煙，但那一幕幕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令人髮指，驚心動魄的場面，仍歷歷在目。
那時的李輝已是17歲的少年了，很懂事，在被押上屠場時，卻機警地避開蝗軍劊子手監視，逃過鬼門關，可是他的父親李風，慈母葉娥，以及兄長李福卻慘死在日本的槍刀下，使他成為無依孤兒。
他嘆氣地說，本來我有快樂溫暖的家，但是一日之間，家破人亡，回憶起來，依然痛心疾首。
家破人亡，痛心疾首
李輝之父母住在巴力丁宜，割膠為業，兒童時代他是在庇朥華民小學求學，日本南侵前他修完小學，並參加在芙蓉舉行之小學畢業會考，其兄李福卻是在瓜拉庇朥陳景林修車廠學修車，日治時，他們都住在港尾。
李輝現在成為新加坡公民，談起往事無限感慨。
那天是1942年3月15日，大清早大批日本兵來到巴力丁宜，村長楊君奉日軍官之命召集全村村民，不論男女老幼都集中在街場，有說是要發糧食，也有說發安居證。
事實上當時任何人也沒有想到，也沒有反抗的機會，一切任由擺佈，難以避免此場血腥、人神共憤的屠殺。
李輝說： “當時我與父母兄長都在一起，只見日本兵將所有村民分組，被押到不同方向去，他們卻被帶押到柚芭及香蕉芭。本來我們這一批共有40人左右。
不久，日兵又將我們分為兩組，就因此將我們父母兄弟分開。我被配與死裡逃生的孫建成，及他的祖母，蔡新嬸（都是逃生者）及其他人士被帶入卜天香的家，卜家的人都被帶到不知去向。而我父母則被配到鄰近另一住家，兄長李福卻不知去向。
這時屠殺在四周不同的地方發生，這裡哀哭、那裡痛苦的慘叫聲不斷傳來，令人毛骨悚然，無限悲慼，接著我那鄰近的屋內也同樣傳出陣陣慘叫聲，顯然那屋內約20人已無生還機會，包括我的父母親。
我們這一批人已知大事不好，孫建成及其祖母和蔡新嬸都躲在房中床底下”
李輝說： “我也下意識地企圖設法避難，原來蝗軍將鄰屋者殺光後，又來到我們這廂押數人過去，同樣慘叫不已！
趁著日軍出去後，我們發現門後有一輛手推車，幾個麻袋，即刻潛入該小車後，頂上用麻袋蓋著，不敢動彈只有讓時間決定我的命運。”
他說，“這廂的人全被押去殺了，屋內除了床底下的人及我，已沒有他人，不久又聽見日軍進屋來，也許命不該絕，日軍只拉掉床上的草蓆和被單便出去了原來他們拿了草蓆被單去蓋死屍，我感到害怕，也感到悲傷，因為我知道村內的人都被殺了，父母和兄長也難逃厄運。”
日軍殺人，縱火燒屋
“大概到下午時分，日本蝗軍殺了人，並縱火燒屋，一切恢復平靜，我與孫建成出來，四面籠罩恐怖的氣氛，不知應該怎樣，也看見許多屍體，七橫八豎暴斃荒野，想著為逃命，設法走為上著，直等到7時許夜幕低垂，孫建成與祖母向膠園摸索而去，我與蔡新嫂則向山後跑，很幸運，沒有再見到日本兵。”
“我們在黑暗中靠著平日記憶和習慣，沿著一條小溪，跋涉數里外，來到俗稱‘日本園’附近蔡新嬸的家，驚懼交集地度過了一宵。”
次晨，知悉日本兵已撤退，一位鄰居名叫錢登的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