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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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不記得在獄中住了多少時間,有人告訴我,約兩年餘,由於饑饉與患病,在出獄時,只剩皮包骨。

1945年9月間,日軍已投降,新加坡光復,抗日組織部人員來病院尋找我們這些同志,並接去療養。我瘦弱得無法步行,奄奄一息,兩手與腳像雞爪那樣僵硬,不能動彈,他們僱三輪車,把我送去“抗日出獄聯誼會”,在今新世界(前維多利亞中學校址)療養,當三輪車伕將我載至上述地點,瞧見招牌上寫著“抗日出獄聯誼會”,即刻婉拒車資,可看出當時人民對日本侵略之同仇敵愾,在戰亂時人人都有秉持正義的氣慨。

投訴日期: 1998年9月初。

黃寶珠

216. 蒙難者:

黃再炎,男

投訴人資料: 黃再炎之女黃寶珠(Ng Poh Choo),1928年生,現在住在BLK 52 Lengkok Bahru #08303,Singapore 0315。

投訴內容: 我是中國福建金門人,8歲到星洲。父親本來是一個人過南洋,住在新加坡。1942年我大約12歲,排行最大,下有一妹一弟。

開戰的時候,我住在吉寧街金泉村雜貨店,日本軍攻打新加坡,我們逃去成泰屋,現改名為荷村,租房逃避日軍。

1942年除夕,2月14日上午,高射炮彈射來,落在我們家的廳,轟了個大洞。母親當年31歲,她叫王桃。我父親黃再炎去煮麵線給母親吃,當時行李箱等物置放在床鋪上,母親和弟妹同在臥房,父親端面到廳上坐,我則在走廊,炮彈落下,當場把我父親的雙腿炸斷,他當時正捲菸,連手也被炸斷。

當時英軍在我們門外挖戰壕,英軍見狀,入門搶救,用藥水及紗布包紮。我的手被彈片所擊中,父親與我同時被救傷車載去醫院。由於分配入住了同一病室,我父親因重傷而逝,我跟我父親在同一個地方陰陽兩隔,悲傷不可言喻。

我住院數月,慢慢恢復。當時大醫院都先搶救軍人,我們老百姓卻被送去瘋人院醫療——楊厝港的紅砂厘,瘋人都放走了,把重傷人安排進去。

康復之後,醫生問要回何處,或是仍留在醫院,我說要回吉寧街。有人來帶我去牛車水,有位老人認得我,說知道我是金泉村五腳基的人,鄰居又將我帶去咕哩間。

當時,母親已去隆幫(寄宿)二嬸的外家,母親聽我叫嚷找人,竟不敢相信我撿回一條命歸來,相擁而泣。我們到處流浪搭住,後來才租到一層直落阿逸33號的房子。

我母每早做糕餅,我則捧糕到處叫賣。母親也收衣洗,一大早便做,晚上做裁縫為生,工作得很辛苦,40多歲得了肺病,不能再勞動。我當時十五六歲,擔下家庭重擔,洗衣,幫傭,一個月只有幾十元。

我23歲結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願娶,後來找到這位(呂水可先生86歲),他大我17歲,死了前妻,40歲娶我,帶著三個孩子來,我都一一給他們照顧成人。

日本軍的侵略給我很大的傷害,我在中國金門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見父親,沒想到見了父親,團圓後又遭到日軍炮彈攻擊,失去父親是對我的一大傷害。我對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訴日期: 1998年8月25日。

葉尚友

217. 蒙難者(投訴人):

葉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現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投訴內容: 我的叔叔是萬興利銀行的創辦人之一,即葉祖詒。二戰爆發時,他們也屬於籌賬會的人,我當時在該銀行就職。

日侵時期受害調查一:投訴資料(33)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儀學校,躲避日軍。之前也曾經避難到印尼,回來後家人安排我去樟宜。這一天,終碰上屠殺隊,聽說許旭林路有過大屠殺,更令我憂心忡忡,當我走近菜市(地名,現稱勿洛菜市)某個近樟宜的廟,上山坡時,果見日本軍隊押人上來,我聽到腳步聲,趕忙躲入茅草堆裡,不敢聲張。後來聽說那輛車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邊屠殺了。

隔日,日本憲兵隊的“生死官”來檢查我們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儀學校,這所學校也屬於許阿侖園主家範圍,輪到我,日本憲兵正猶豫是否要簽押生死布條之際,另有一位斯文人大聲喝我走開,把我送去一處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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