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一道磷光和閃爍不定的火花，與他發瘋的父親雙眼中的一模一樣。
“瞧吧！這是他親自寫的”克德羅夫繼續嚷道。
克德羅夫的那副模樣。彷彿是他因涅利多夫的罪過而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彷彿他才是涅利多夫的受害者，而不是相反。我又注視了一下涅利多夫，這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有一張典型的俄國知識分子的文靜臉蛋。很明顯，克德羅夫把他嚇壞了。他陪著負罪的笑臉。喃喃地對克德羅夫說道。“我不知道我這是怎麼了我握住的筆不聽使喚。”
別爾曼命令克德羅夫停止審訊，把受審人送回囚室。
進了斯盧茨基的辦公室後，我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在那裡我才知道這樣的場面已經屢見不鮮。別爾曼對我和斯盧茨基說．幾天前，他和幾個幹部聽到克德羅夫的辦公室裡有瘋狂的尖叫聲，馬上就衝了進去。他們發現克德羅夫失去了理智，殺氣騰騰的，正在指責受審人妄圖吞下他桌上的墨水瓶。這個受審人是列寧格勒馬列主義學院的教授弗裡德蘭。“我一下子呆住了”，別爾曼講道，“能看到了那個墨水瓶，菱形的，又大又重，格當於男人的兩個拳頭‘克德羅夫同志，你不能這樣呀，不能說這種話呀！’弗裡德蘭這樣低聲嘟噥著，顯然被偵訊員嚇住了。那時我突然意識到克德羅夫發瘋了”，別爾曼繼續講道“假如你們能聽聽他是怎樣審問犯人的，就一定會下決心把他趕出偵訊小組，他的邏輯太混亂，思維太模糊不過話說回來，他在瓦解某些犯人時。的確又比最優秀的偵訊人員來得快。真奇怪，好象他對某些人有一種魔力”
別爾曼還說，在墨水瓶事件後他找過莫爾拾諾夫，請求他別再讓克德羅夫作偵訊工作。但莫爾恰諾夫不同意，並說克德羅夫只要還能從犯人口中擠出口供，他就不會辭掉他。
許多對莫斯科審判持批判意見的外國人士都有這樣一個猜測：被告之所以認罪，一是因為受了催眠術或特殊的刑的影響。但我從沒聽偵訊人員們說起過這種事。至少在第一次審判時沒動用過這種手段。即使用過。我也一無所知。我確信，克德羅夫具有某種催人入眠的奇異本領。儘管他本人也許並沒意識到這一點。涅利多夫當時的表現，正好說明他具有這種功能。
克德羅夫最終還是沒有徵服涅利多夫。與其他被告相比，涅利多夫具有一個突出的特點：他出生於一個被革命推翻了的貴族家庭，沒入過黨，因此沒有絲毫“黨員的責任感”。任何詭辯也不能說服他，使他認為自己有義務跪在黨面前。誣陷自己，承認自己企圖破壞黨的“團結統一”。
審判的組織者們曾打算製造一種有關託派分子與沙皇大使的子孫，為實現共同的“恐怖綱領”而狼狽為奸的神話，但由於涅利多夫的“冥頑不靈”，這一打算未能得逞。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時，聽到身後有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我一回頭，看見是克德羅夫。他急匆匆地趕上我。白天他就給我打過兩次電話，約我見面，但我太忙，沒機會與他交談。現在。克德羅夫追上我後，便向我說，他想與我商量一件很棘手的私事。他認為要商量這件事只能找我，而不能找任何其他人。
事情是這樣的。他父母有個朋友。姓伊利英。是個無可指責的共產黨員。早在革命前，老克德羅夫夫婦就與伊利英在西伯利亞流放地結成了朋友。過去，伊利英和妻子經常到克德羅夫家喝茶聊天。“前天，也就是星期六，他們還來過我家”，克德羅夫緊張不安地說道。“可昨天他們都被捕了”他望著我，心慌意亂，好象一個癔病患者，在等候醫生診斷。
他接著又問道：“您怎麼看。我父親是否該給中央寫一份書面報告？我父親說，他有義務告訴黨，說伊利英夫婦作為他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的老朋友，如今還經常到我們家和我們一起聊天。”
我對這個問題並不感到驚奇。那些日子裡已經形成一個規矩：“每一個黨員在得知自己熟悉的人被捕後，必須不等上級傳喚就主動去黨的監察委員會交待與被捕者的關係。這樣做，才能證明被捕者的朋友對黨毫無隱瞞，而且對黨忠心耿耿。”
這種主動交待類似於中世紀宗教裁判所規定的“慈善禮拜”。在慈善禮拜日裡，每一個教徒都可以自願到宗教裁判所去懺悔自己的異端邪念和與異教徒的來往而不會受到懲罰。顯而易見，斯大林的新式宗教裁判所裡的判官們，跟他們中世紀的老祖宗一樣，可以經常從這一儀式中獲益，收集到那些已遭迫害的人的黑材料，並發現新出現的異端源。
克德羅夫忐忑不安地等著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