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他們買東西都付錢，還說他們消滅了土匪。農村的米和城裡一樣貴，因為，新四軍不允許把米送給第九軍。
6月9日，星期五今天很熱，灰塵也很大。已經有近6個星期沒下雨了。
有兒子的人們現在很緊張，一位年輕的園藝幫工和老邵的兒子打算明天回家去，因為，他們害怕被拉壯丁。
3名日本的女基督徒今天下午回來了，還帶來50多美元分發給了窮人。我打算把這些錢分給那些受害最深的婦女們。我不知道能不能親自去告訴那些將得到這些錢的人。
我真希望我能有一個稍加裝飾的家，那我就可以讓我的中國朋友們和這幾位日本的女基督徒來談一談。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從衛理公會學校抓走了5個年輕人，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誰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6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瑟斯頓夫人、亞歷山大·保羅（AlexanderPaul）先生和我坐菲利浦·切普斯（PhillipCherps）的汽車去國家公園。儘管這裡已被人們遺忘，但景色依然秀麗。珍貴的大理石石甕和瓷罐被毀壞了，真令人痛心，但這就是戰爭，戰爭是要付出代價的。
中午12時30分。保羅先生在實驗學校和凱瑟琳、布蘭奇、林彌勵、大王以及我一起吃中餐。
保羅先生向我們講述了日本的形勢和日本人的想法。
下午1時30分。我陪同保羅先生參觀了我們的紡織課和正在勤工儉學的學生們，然後，我們去美國大使館，為保羅先生申請從蕪湖到合肥的通行證。他在上海沒有申請到通行證，而且，聽說在蕪湖也申請不到。
晚上瑟斯頓夫人和我一起吃晚飯，主要談論了休假時我們見到的朋友們。
6月11日，星期天凱瑟琳和我各帶著20名初一的女孩子外出活動，早上我們帶著那些已經付了全部學費、不必參加勤工儉學的學生們野炊，她們用石頭支起了3個爐灶，煮茶、煮雞蛋、煎雞蛋，很快活。凱瑟琳到她的星期天學校去後，我們開始唱歌，我們隨身帶著讚美詩歌本。毫無疑問她們更喜歡中國歌曲，但她們也喜歡新的讚美詩。後來我告訴她們，我們計劃下學期所有的人都要參加家務勞動，她們說，她們認為這最好不過了。
瑟斯頓夫人中午在南門吃的午飯，她說那裡有300人被逮捕了，因為，他們被懷疑與一個刺殺事件有關。據說，從衛理公會學校被抓走的5個年輕人也與此有關。
在下午的禮拜上——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禮拜後，一位貧窮但漂亮的女人問我，能否幫助她惟一的兒子不被抓壯丁。還有兩個窮女孩來問我，她們能否上下學期的家庭手工學校。她們都很懇切，我很喜歡她們的樣子。
6月12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保羅先生和我就我們教會和聯合基督教傳教士協會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我們協會的新任主席認為我應該回美國擔任協會副主席，但還沒有正式邀請我，我希望他改變了主意，同時由於下列幾個原因，我也不能接受這一職務：1�從智力、精神、文化和所受的訓練方面，我覺得我還沒有能力擔任這一職務。
2�我不願絲毫加重吳博士已經很重的負擔，因此我不能接受。
3�在中國正遭受苦難的時候，我不能離開中國。
4�這個崗位更需要一個年輕人。
下午4時30分。我和瑟斯頓夫人一起去羅小姐家喝茶。我們還可以自由地交談，而不必擔心周圍有沒有間諜，但這樣的日子可能很快就要結束了。
學校的勤雜工樸嫂子正為如何解決她兒子的問題發愁。她原打算讓兒子回合肥老家，但又發現兒子要一個人去車站，最後覺得還是不能讓他去。如果讓他來學校，他只能在木工房幫忙，這種工作又太低下。她還沒有明白靠自己的雙手做苦工也是光榮的。
今晚，古爾特夫婦來吃晚飯。合肥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少基督教神職人員，其他地區也是這樣。古爾特先生正在訓練12個年輕人，他們將成為福音傳道者。
6月13日，星期二我們學校一名高二學生的父親剛剛被關進監獄。他好像被任命為一個有500個家庭的區域負責人，在這個區裡有反日情緒，而他要對此負責。城市裡實行了非常嚴格的互保制度，每5家、50家、100家和500家各有一個負責人，在任何一組裡，如果出現任何反政府或反日活動，負責人都要負責。
今天的工作無數次被打斷，一事無成。老花匠老邵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