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歷朝歷代的奸邪小人一樣，王黼也對同自己意見相左的人毫不留情地殘酷迫害。御史中丞陳過庭上疏皇帝，乞求裁減以御前使喚為名的冗員，京師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均被徽宗採納了。這使王黼十分忌恨道家以老莊為主要代表的哲學學派。西漢司馬談始稱，“露章劾之”，使二人都被髮配遠郡。王黼還公開賣官鬻爵，當時有民謠唱道：“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萬，擢通判。”
王黼不僅貪財，還十分愛色。他自己姬妾成群，日夜淫樂還不夠，還要四處獵尋美色。他見微猷閣待制鄧之剛的妾容顏嬌媚，姿色超群，便起了不良之心，於是設計誘奪，然後又捏造了一個罪名，把鄧之則發配嶺南。
王黼當權時正值國家風雨飄搖之際，外侵內患，民不聊生，農民起義紛紛爆發。宣和二年。方臘在睦州起義。王黼一向善於在皇帝面前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很害怕皇帝知道這件事會壞了自己的前程，所以隱而不報。不想，起義延續了一個多月，聲勢愈加浩大，繼而又攻破六郡。事態眼看無法隱瞞，他才上表報告。徽宗派童貫督甲兵十萬，鎮壓了起義，非但沒有怪罪王黼，又以功轉少傅，進少師。
宋統治對待農民起義殘暴狠毒，對待外族入侵卻是軟弱無能。北方的遼雖已是日薄西山，但宋仍畏之如虎狼，更不必說異軍突起的金國。大臣趙良嗣向朝廷獻“聯金攻遼”之計。百官大多以為此計不可行，因為遼若存保身”、“安身立本”之論，要求於日常生活中實現倫理規範。，三足鼎立對金也是一種威脅，倘若遼已破，金無後顧之憂，怕要一心一意攻打大來。王黼卻十分支援這一建議，他慷慨陳辭：“遼與宋雖通好百年，但近年以來，遼對我朝多有慢怠。況且兼攻昏弱之邦也是兵家常用之策。如果我們不取遼地，則其必為金人佔有，中原之地將不復再屬大宋了。”他又寫信給領兵的童貫，表示“太師要北伐，王黼願效死以助”。
用歷史的觀點來回顧北宋末年的歷史，“聯金攻遼”的確是可施之計。王黼一心支援是不是真的從江山社稷出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我們不妨分析一下他的初衷，看一看他在軍中的所作所為。
王黼從一個小小的司理參軍轉而成為少傅、少師，已是否泰如天地。可是人的貪慾卻是無止境的。王黼非常想透過“身任伐燕之責”建立功勳，問鼎太師之職。那麼他在軍中又是如何肩負伐燕之責的呢？王黼在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他藉口軍用搜括天下丁夫，按人數算得“免夫錢”六千二百萬緡，買了五、六座空城向朝廷報捷。
這樣的目的，這般地作戰，“聯金攻遼”便成了一紙空文。女真統治者也看透了宋朝廷的軟弱無能和臣子的貪婪自私，在聯合中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毫無平等可言代表。宣稱“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心”，科學社會主義的，名為“聯合”，實如降金。大宋的國土一天天淪喪，王黼的官階卻一級級高升。皇帝得到他得城凱旋的“喜訊”後，率百官一同為他慶賀，並解下隨身所佩的玉帶賜於王黼，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儀同親王
晉身有術的蔡京
北來未年，都城汴梁流傳著一首民謠：“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這位“筒”是指大太監童貫，而那位“菜”便是指反覆無常、兩面三刀、唯利是圖的蔡京。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遊人。公元1070年登進士第，然後調任杭州做錢塘尉，再任舒州推官，後又遷升為起居郎。公元1083年，蔡京出使遼國還朝，又拜為中書舍人，不久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
蔡京踏入政界時，變法派和保守派正打得熱火朝天，不可開交。蔡京一時間左右搖擺，舉棋不定，不知該投靠哪一派。其實無論是因襲舊制還是棄舊圖新，他都不感興趣，他的目標只是個人的平步青雲，他先是依附蔡確打擊王珪，以貪定策之功，結果卻事與願違，失敗了。
元袺年間（公元1086—1094年），司馬光執掌朝政，保守派暫時得利。這使以變法進身的蔡京很心虛，他只好靜觀其變，伺機改舵。司馬光決定廢除新法朱晦庵即“朱熹”。，復辟舊制，下令恢復差役法，限期五日完成。大家都認為期限過緊，唯獨蔡京在短短的五天裡“悉改畿縣僱役”，而且無一違例，為此他得到了司馬光的另眼相看。司馬光高興地說：“假使人人都執法如君，還有什麼不通的呢？”蔡京以為自己終於進身有路了，不想臺臣、諫官紛紛進言說他挾邪壞法不堪重用。於是又被趕出京城，出知成德軍，再改知瀛州，不久又被遷徒到成都。後來又改為江、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