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潮乍起，大街上貼出了“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大標語。接著，幾乎是一夜之間大街小巷、鋪天蓋地貼滿了攻擊劉少奇的大標語，有的標語在劉少奇的名字上還用紅墨水打“×××”，或把劉少奇的名字倒著寫
一天，周恩來從外面回到西花廳，生氣地跟我們說：“你們都看見了，大街上那些大標語與口號上、把劉少奇名字倒著寫，打叉叉，這像什麼話嘛！這樣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問題還沒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們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看來，周恩來對此氣惱極了。其實，我們坐在隨車上的人早就看見這種大標語了。
同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來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現在怎麼樣了？”在這之前，我雖在一些工作場合見過劉少奇，但跟他不相識。聽說劉少奇向來少言寡語，不苟言談。
我到了劉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祿居”，院子裡悄然無聲看不見什麼人，一片蕭瑟冷清的景象，已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樣——“主席府”應當是警衛森嚴，武裝或便衣崗哨林立，若有人來到院子門前必定會上來盤問。此刻，哨兵是有的，他只是問你是哪個單位的，找誰？我向哨兵說明自己是西花廳的工作人員，他未加干預便放我進了院子。院子內毫無生氣，沒有看見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我自己找到了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員，告訴他，我是總理辦公室的，要見見少奇同志。他走在前面引我到劉少奇辦公室門口，門敞開著。
“我叫張佐良，是周總理的保健醫師。總理要我來看望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問好。”那時，我穿著軍裝，故進門見到他就行了個軍禮，向他報告道。
“謝謝總理的關心，總理怎麼樣？他好嗎？”劉少奇說。
“總理還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
劉少奇問我是什麼地方人，家裡有幾個人之類問題。我見他沒有什麼重要的話題，便告辭。自然，劉少奇遭到如此嚴重的打擊，他身處這樣一種艱難的境況，實際上是軟禁狀態，他還會說什麼呢？
“請少奇同志保重，我回去了。”
“請你代我向總理問好，請他保重。”劉少奇仍坐在沙發上平靜地這樣說。
我即站起身來向他行了個軍禮，便返回西花廳向周恩來覆命。
第五節
賀龍暈厥天安門城樓；周恩來請賀龍
夫婦住進西花廳
賀龍是周恩來保得最早的一位元帥。那是“文革”剛開始時，一次，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賀龍也在城樓上。我恰好站在距賀老總不遠處，見到有人同他說了幾句話，賀老總的臉色立刻變白，額頭沁出了汗珠，並且有點站立不穩，好像要昏倒的樣子。在天安門城樓值班的醫療保健組人員立刻過去將他扶進設立在大殿裡的臨時急救室內躺下，給他測血壓、吸氧氣、作心電圖檢查及相應的治療措施，待情況稍穩定後便護送他離開天安門。
事後聽說，那是國家體委內部鬧派性鬥爭，為了向柬埔寨王國派乒乓球代表隊，內部意見不統一，產生了矛盾衝突，榮高棠遭造反派圍攻。賀龍得此訊息非常著急，怕事態擴大難以收拾，焦急之下便發生了前面昏厥的情形。
賀龍年事已高，長期患有較嚴重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病。賀龍在天安門城樓上昏厥的事很快被周恩來知道了。不久，周恩來便接賀龍與夫人薛明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安排在接見外賓的前廳裡。前廳的門窗關得緊緊的，雙層窗簾拉得嚴嚴實實，此事對內對外都絕對保密，除周恩來與鄧穎超外，為了照顧好他們兩人的生活，只讓警衛人員及保健醫生知道這個絕密情況。我們曾按照周恩來的囑咐，看望過賀龍，為他測量過血壓並送過藥物。那時，賀龍心情沉重，面部表情憂鬱，彼此見面，只打招呼，沒有說過話。賀老總當然知道，周恩來是為了他的健康才安排保健醫生照顧他的。可是，之後在什麼時候、為什麼、怎樣悄悄地轉移的，轉移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切，我都不清楚。直至1976年10月揪出“四人幫”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才聽到一些傳聞。諒必當時周恩來定有他的難處，迫於無奈只好出此下策，讓賀龍離開西花廳。若是周恩來膽小怕事，不願得罪上面，他一開始本可以對此不顧。周恩來是十分重感情的人，每每在危急關頭挺身而出庇護老同志。
但是，必須看到，周恩來是偉大的政治家，他既重情誼，卻又要顧大局而不可意氣用事。自從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