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碧爾遇到無法應付的處境，就讓佩吉來接手。對西碧爾談佩吉，等於邀請佩吉回來。
正因如此，這件事一再推遲，拖到了1955年3月。但在這時，發生了一起事件，使診斷不得不隨之改變，使威爾伯醫生慶幸自己幸虧沒有把原先的診斷結果告訴西碧爾。
6。維多利亞·安託萬內特·沙魯
1955年3月16日，威爾伯醫生在兩個預約門診的間隙中偷空把剛買來的銀蓮花和長壽花插進花瓶。她猜不出現在正在候診的到底是西碧爾還是佩吉，便開啟了通往接待室的門。
靜坐在那裡的病人，正在埋頭看《紐約人》雜誌。一見到大夫，她立刻站起身來，微笑著向大夫走去，熱情地招呼道：“早安，威爾伯大夫。”
醫生想到：這不是佩吉。佩吉不會安靜地坐著。佩吉不會去讀書看報。佩吉不會有這種有教養的聲調。這一定是西碧爾。但西碧爾從來沒有在我招呼她以前率先跟我說話。她也從來不會象現在這樣出乎自然地微笑。
“你今天好嗎？”醫生問道。
“我很好，但西碧爾不好。她生病，無法前來，所以由我頂替。”
醫生大吃一驚，一時間不知所措。但這只是一瞬間的事。把“她”和“我”相提並論，無非使醫生原來就產生的懷疑得到了證實。我吃了一驚，醫生尋思道，可是有什麼可吃驚的呢？莫頓·普林斯醫生治療並報道的克里斯延·比徹姆一例，就不僅是雙重人格。但他當時也大吃一驚。其實他在發現病人並非單一人格時就已經驚奇不已了。我看任何一個醫生在身臨其境時都會如此的，威爾伯醫生尋思道。
以上這些想法在威爾伯醫生的心裡一閃即逝。而這位新人的話滔滔不絕：“我必須替西碧爾向你表示歉意。她本想來的，但連衣服都穿不上，試了一次又一次，仍是不行。昨晚我見她拿出海軍藍的裙子和藍羊毛衫，打算今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