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開始變樣了。
說張貴妃之死，本是一件小事，除了生死兩皇后的名分很重疊，對曹皇后一再地輕視不敬之外，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嗎？有的，自古以來，領導人的配偶對領導人的影響非常巨大，連帶著對國家的運作也有波及。遠的例子，比如唐高宗李治，如果他的身體一直健康，怎麼輪到武則天批奏章，管國事？近的說劉娥，趙恆晚年神智昏亂，沒法辦公，她才走上了前臺。再近些說慈禧，她的丈夫也是病死得早，兒子還太小，才輪到她當政。
綜上所述，已經很明確了。如果這幾位女強人的丈夫一直健康正常，她們根本沒有走出後宮，打家劫舍的機會。證據就是她們丈夫得病之前，她們沒一個敢挑事的。
具體到趙禎的身上，就是張貴妃死了，他必須得找新的女人。這不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工作的需要。他得給宋朝的百年基業生出個繼承人來。於是女人多多選，出現了10位得寵的嬪妃，號稱“十閣”。10個啊，這樣的工作力度，讓趙禎很快出現了健康問題。
先是無精打采，漸漸地病情加重，突然間昏迷不醒，長達3天。之後健康每況愈下，再也沒有振作起來。這樣導致了兩個後果。
1，傳說中的盛世出現了。國家隨遇而安，官員隨國而安，和他的身體一樣，平穩高於一切。不管出於怎樣的原因，做到了與民休息；
2，傳說中的名臣出現了。皇帝病倒，國家還得有人管理，一大批的名臣冒了出來，他們既要照顧好皇帝，又管理好國家，這讓所有朝代的臣子們欽佩，造就他們不滅的英名傳奇。
具體的發展過程，就從陳執中下課開始。他和梁適都走人，中書省大換血，上任的是文彥博和富弼。其中的富弼和稍後上任的權御史中丞包拯、任經筳侍講的大儒胡瑗，以及翰林學士歐陽修，並稱為“四真”。即富弼是真宰相、歐陽修是真學士、包拯是真御史、胡瑗是真先生。
至於文彥博，誰讓他的仕途那麼悠長，中間起伏不定，到評定四真的時候，他又潛水了，頭銜被暫時剝奪。
四真當朝，是宋史裡少見的盛世傳說，被後世一再傳頌，那麼就從他們說起吧，看看這段時光都發生過什麼事，誰做了什麼。四人之中，胡瑗首先剔除在外。這位真先生是儒學宗師，除了學問高深之外，最讓人敬佩的就是道德隆重。人家從來不趁著和皇上捱得近，就什麼都講，什麼都摻和。
於是經書之外，沒有天地。胡瑗獨善其身。
包拯暫時也沒有戲份出場，他之前彈劾張堯佐用力過猛，還在修養復原中。餘下的就只有富弼、文彥博、歐陽修了。這三個人一貫活在風口浪尖上，可惜富弼也要除去，他真的成了仁宗朝的“真宰相”了。他創造了一個紀錄。
高潔無瑕，片塵不染。終其一生，再沒有任何人彈劾他。
這真是破天荒頭一個，連范仲淹都做不到。其原因是什麼呢，此人變了。被夏竦的謠言擊中，貶出開封之後，富弼的心靈起了極大的變異，讓當年那個為國為民熱血沸騰，與契丹交涉不惜性命，談改革不顧身家的真漢子變成了宋朝最經典的執政官，成為“真宰相”。
這個心靈轉變，除了悲哀，或者成熟了、腐爛了之類的評語之外，其轉變的原因、過程，都足以成了宋朝不斷沒落，走向公元1126年閏十一月那個冬天的縮影。帝國之亡，實亡於人心之沒落。
說得遠了些，五人中只剩下了歐陽修和文彥博。這兩個人都是新回京師，能力和風格讓他們立即就成為風雲人物，其開端就是困擾了宋朝快八年的黃河水災。
八年前黃河改道，按中國5000年裡只有8次的機率，可以說是近千年一遇的大災了。面對滔天的洪水，百萬流離失所的災民，還有巨大的損失數字，宋朝的舉措是相當認真的。
前面說過，兩位前宰相賈昌朝、丁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如賈氏的恢復故道，商胡潰堤，就在商胡復原；丁氏的從長計議，先疏通河水，看準流向之後再動手的緩期救災。怎樣決策，慎之又慎，認真的程度達到了連續思考了4年。
4年後，公元1051年七月，黃河在大名府館陶縣郭固口又決堤了。
這次決堤就像是得了癌症之後又發了次小感冒。儘管癌症很要命，可是感冒來得更現實，讓人沒法不先治它。5個月之後，郭固口合攏，但是僅僅限於合攏。水道內淤泥堆積，越來越厚，水面被抬高，隨時都有漫過堤壩，再次崩潰的危險。
說到這裡，就讓人奇怪了。宋朝是中國曆代最有錢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