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清這一點，只需要回答兩個問題：一，要怎樣才能結束黨爭；二，怎樣才能在黨爭中活下去。
問題一，黨爭有二十年了，要結束它，幾乎所有人、所有歷史書都說要溫和、要不偏不倚。具體起來，要像趙佶剛登基時那樣，從皇上開始表現出中立、中庸的態度，下面自然平靜了。
等時間一長，大家習慣了互相溫柔，世界自然和諧了。
好，按照這個思路推演下去。某個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壓哪一方。請問下面的大臣們會怎麼樣，就此安靜嗎？
空口無憑，有例項為證。宋仁宗，這個世界裡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對臣子們好吧，可偏偏正是黨爭的源發點。為什麼會這樣？慶曆新政居然等同於慶曆黨爭，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黨派之爭的發起人，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人是一種獨立思考的動物。還因為宋朝對文臣的超級寬大。這兩點把宋朝的大臣們慣得無法無天，平時腦子裡想到了就說，說啥也沒關係，甚至說得多等於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說白不說。
這時要皇帝怎麼辦，只是溫和就行了嗎？人家拼著不當官兒了都要說的，一個溫和、平衡的態度就能阻止他們？開玩笑。
所以，以柔克剛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黨爭，一是長久地、不改變地支援某一方，保持政策不變；二是把兩邊都打倒，一個不留。
只有這樣，世界才能安靜。
蔡京不是皇帝，沒法制定方針，作為臣子他只能選擇第二條。既然做了，就幹票狠的，為了徹底在黨爭中脫身，他不分敵我，不分新舊，只要是有威脅的，全都打倒。
比如章惇、曾布，本來這是兩位眾所周知的新黨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為了乾淨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給他們兩張舊黨的黨票，這就是新標籤了，以黨爭的名義——去死！
這樣結束黨爭，蔡京算不上大仁大義，但絕對大智大勇。歷史證明，只有這一個辦法，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如果還有，非流雲所能逆料也。
問題二，關於生存的事。黨爭到了這一步，新、舊兩黨分別被對方掄倒兩次以上，幾乎每個參與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過，其間無論過程多麼驚險曲折，都有一個共同的終點——倒臺死亡。
無一例外，誰都一敗塗地。強如王安石、司馬光也沒法倖免。
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要怎樣活下來呢，這是個大問題啊。蔡京是個有心計的人，是個從開始就非常有危機感，嚮往平安舒適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絕服務足以證明這一點。有這樣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過往的例子，就會得出一個絕望的答案。
身在潮流裡，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黨魁，還是當幫兵，都只是片刻的榮譽、永恆的悲劇！要想活，只有把周圍的人都踩在腳下，唯我獨尊，才能唯我生存。
都是你們逼的！
這是種頓悟，產生的後果是蔡京突然間的兇狠。一點預兆都沒有，他變成了北宋史上最殘忍、殺人最多、不問青紅皂白斬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這一點。
前面提到的張商英，新黨元老，親手為他寫的拜相制，文字極為褒美。可以說對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黨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為什麼，只因為他有威脅，以張商英的資歷、脾氣，早晚有一天會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
蔡京成功了，如果說北宋官場是一隻大罐子，新舊兩黨無數黨徒是毒蟲，那麼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來的唯一的那一隻。他，成“蠱”了。
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變身的經過，下面要說的是蔡京變成了什麼。作為禍國殃民毀滅國家級的奸臣，人們總喜歡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並論。這不對，蔡京並沒有活在亂世裡，他更沒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慾望都非常淺薄，非常實際。
他的狠毒只是出於他的危機感，是被動的應戰，而不是主動去害人。後面發生的事，每一件都證明了這一點。
宋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後發生了一些事，傳說這些事，讓幾個宋朝大佬在另一個世界裡有過幾段對話。
王安石說：“小京，有點過了啊。”
蔡京：“首領，我想活下去。”
這是關於元祐黨人碑的。
司馬光說：“小京，有點奢侈啊。”
蔡京很鬱悶，“我想活得舒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