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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視著這雙眼睛，忽然驚呆了，渾身一震，猶如五雷轟頂，脫口而出：
“阿蓮？”
“你還記得我？”她悽婉地說。
朋友們和黃毛都面面相覷。
第十九章 司徒平在布達佩斯
在離這裡不遠的一個酒吧裡，我和阿蓮相對而坐。她穿了一件風衣，遮住裡面性感的衣著。我們要了兩杯紅酒和一盒日本七星，一時竟不知如何開口。
我想起和阿蓮的丈夫司徒平第一次見面的情形。
那是1994年的夏天，我和汪虹去布林諾參觀一年一度的國際貿易博覽會。布林諾是捷克共和國的第二大城，有三十萬人口，距布拉格兩百公里。以前布加迪斯拉發是第二大城，後來斯洛伐克獨立了，布加迪斯拉發成了斯洛伐克共和國的首都，布林諾就升任第二大城。這個博覽會大約和廣交會的性質差不多，但不像廣交會只有自己國家廠商參展——世界各國的廠家和商人都在這裡租了展臺推銷自己的商品，而且時間也不像廣交會只有短短的十五天，要三個月呢！
我們停好車，一個展廳一個展廳地看過去，還在T形臺前看了一會義大利女模特的內衣秀。在參觀一個小商品展廳時，我忽然發現眼前這個展臺的主人是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國人，而且正在嘻嘻地向我們笑。
“司徒平？”汪虹驚喜地叫道。
“是我。怎麼樣？兩年多不見了，你還好嗎？”他微笑著問汪虹，並看了我一眼。
“還好，還好。對了，這是我們老闆，田力。這是司徒平，我們幾乎是前後腳到布拉格的。我是從中國來，他是從匈牙利來。”汪虹介紹說。
於是握手，寒暄，遞名片。
我看了看他的展品，全部是瓷器，有茶具、碗碟、裝飾品等。
“行嗎這個？”我問。
“還可以，我們接了幾個訂單。”他說。
“再見。”我和他告別，“我們再隨便看看。”
他和我再次握手，“多聯絡。”他說。
在回布拉格的高速公路上，汪虹興致勃勃地給我講起這位司徒平的故事。
司徒平是福建人，但他不像大多數福建人那樣瘦瘦小小、尖嘴猴腮，而是周眉正眼，儀表堂堂，頗有幾分英俊之氣。但汪虹不這麼看，她說他長得太累了，永遠是一張疲憊的臉和兩條焦躁的眉毛。
“跟他呆上半小時先就把你累夠嗆。”汪虹說。
我說：“怎麼會。”
她說：“不信你等著，他一定會找你，你自己體會吧。”
按理說，司徒平應該像他的福建同鄉一樣，把小眼睛像椎子一樣釘住美利堅合眾國，在那兒黑著洗碗、送外賣、縫皮包，同時不停地給他們添亂。八年或者十年以後，他們害怕了也煩了，乖乖地請你入了籍。於是你作為美籍華人挺著小胸脯回到家鄉，請風水先生選一塊寶地買下，為自己及全家老小修建一座富麗堂皇的墳墓。
但他沒有。
不是沒有那種願望，而是沒有實現那種願望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或者是美國有親戚朋友，或者是有搭乘“金色冒險號”的高額船資，或者是有幾十個人擠在密不透風的集裝箱裡漂洋過海，被吊車從這艘船吊到那艘船的體魄和勇氣。而且，他與他那些爭先恐後一往無前對美國發動搶灘戰役的同鄉有一個最大的不同：他們全部是農民，而他，卻是一個國家幹部。這種身份的不同決定了目的的不同，行為方式的不同。
這種不同最終害了他。
在歐洲漂泊的這些年裡，我親眼目睹了許多人的奮鬥和失敗，心裡竟常常有一種宿命的感覺——你不按照命運已經為你安排好了的路子走，你就會頭破血流，窮途潦倒，滿身瘡痍，無其歸所。
就像汪虹，教授的女兒，大學畢業，曾經有著讓人羨慕的職業，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眾多的親戚都在國外，僅僅是想嫁一個西方男人而竟屢屢不可得。後來我總想：她不是不可以嫁人，但她的命運已經安排好了她只能嫁捷克人。在荷蘭的陰差陽錯絕非偶然，是命運在向你示警。可惜沒有人能看到這一點，她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