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和捷克有著相當長的邊境，從布拉格出發，只要一兩個小時的車程便可進入德國。捷克政權易手，百廢待興，應該說當數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最先感到春江水暖。他們都很敏感，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機。他們有語言——捷克完全被德語覆蓋；有關係——他們各自都有一些捷克同學；完全可以一步跨過邊境，獨領風氣之先。但他們沒有，他們徘徊觀望，躊躇不定，不知道是應該去布拉格開闢新天地，還是繼續在柏林、漢堡的中餐館洗碗以等待孤僻傲慢保守的日耳曼人恩賜給他們一個永久居留的身份？而就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大批的同胞從一萬公里以外的遙遠大陸蜂擁而至。不過一兩年時間，他們眼見許多同胞搖身一變從窮小子成為大老闆，而他們這些本來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留學生卻仍舊在餐館裡刷碗，同時也沒有誰得到了德國居留權。
劉群是例外的一個。
去布拉格做老闆還是留在漢堡洗碗？他很容易就做出了判斷。短短几年時間，他在布拉格買了別墅，把太太也從國內接了出來。閒暇時他經常開著BMW去德國看望仍在刷碗的同學，傾聽他們對老闆也要分一份小費的憤懣。
對於劉群的成功我將在以後的著述中介紹，現在要跟大家見面的是侯玉花女士。
此時的侯女士已經36歲了，個子不高，卻胖。老公和孩子都在北京，為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她隻身出來闖天下，先到了德國漢堡，又隨在漢堡認識的劉群一同來到捷克布拉格。
侯玉花在漢堡是給她姐姐打工。
侯玉花的姐夫在德國做生意已經好些年了，是一家貿易公司的老闆，很有錢。姐夫和姐姐感情不好，據姐姐說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對姐姐很刻薄，每月只給很少一點家用，而他自己則花天酒地。他每年都要回一兩次國，說是談生意，其實就是吃喝嫖賭。
姐姐全知道，只是沒辦法。
“我姐姐命好。”侯玉花後來非常羨慕地對我說。姐夫的惡命換來了姐姐的好命姐夫回國談生意，與朋友們一塊兒釣魚時，把魚鉤甩在了高壓線上。
被燒成一截兒黑炭。
姐姐依法繼承了全部財產。
姐姐有錢了，便想起遠在北京做夢都只夢見撿錢包的妹妹侯玉花，邀請信擔保書一股腦寄了回去。她的生意急需自己人來幫助打理——她在給侯玉花的信中這樣說。
侯玉花顛兒顛兒地來了。
“哪兒是讓我來幫助打理生意呀，就是一個廉價勞動力！我姐姐有個冷飲店，本來聽說有仨清潔工，我一到立馬全辭了，就耍我一人兒。那個累呀，不怕你笑話，連死的心都有！掙上錢也算，一個馬克也不給，說留著給我辦身份用。我看清了，什麼姐妹不姐妹的，錢比什麼都親。我說我不幹了，您也別給我辦身份了，還是給我點錢吧。摔給我五千馬克，說你將來可別後悔。就這麼著，跟劉群跑捷克來了。”侯玉花向汪虹介紹她的來歷。
“你來布拉格打算怎麼辦呢？”汪虹問。
“打工不行，沒勁，也掙不上錢。咱們得自己當老闆。汪虹，你要信得過我，咱倆就聯手幹。我有個好主意，準賺錢，你先趕緊讓你姑姑給我把綠卡辦好，咱們立馬行動。讓丫挺的看看，咱也會掙錢。”侯玉花說。
汪虹興奮了，說：“綠卡沒問題，侯姐，我跟你幹。”
“好！”侯玉花說，“你明兒上午過來，還有個北京姐們兒明天要來接個傳真，等她接完傳真咱倆再仔細商量。”
第二天一早，汪虹又來到侯玉花這兒，見客廳裡已經坐著一位瘦瘦的女士，不漂亮，但利利索索，一看就很精明能幹。侯玉花給汪虹介紹說這是吳霞，來等傳真的。又對吳霞說這就是我跟你說的汪虹，有英語，我們倆準備聯手幹了，發了財去澳大利亞看你去。
原來吳霞的丈夫在澳大利亞留學，他們已經結婚好幾年了，有一個兒子，姥姥給帶著呢。這次吳霞是專門來布拉格玩兒的，這兒有她幾個朋友。她丈夫學業已經完成，本來就要回來了，可澳大利亞政府突然宣佈鑑於北京天安門事件的原因，為避免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因為在海外參加了抗議活動而回國受到迫害，給中國留學生以特別庇護：學習期滿不願意回國的一律准予居留，而且允許他們的配偶來澳大利亞團聚。此法令一出，中國留學生興高采烈，紛紛給妻子丈夫辦理了來澳團聚手續，吳霞即其中之一。老公今天的傳真將要告訴她來澳大利亞的啟程時間和注意事項，汪虹簡直要羨慕死她了。
吳霞安慰汪虹，“在哪兒幹好都一樣，